一、李自成政权铸币,也铸造了一批永昌通宝

原标题:明末铸币猫腻:官员和工匠用一招中饱私囊,导致明末经济崩溃

大家都知道,金钱是现代人生活下去最主要的物资,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干什么都要金钱的支撑,或许说金钱的话,你们会觉得显得有点拜金,但是这确实最真实的道理。自古以来,金钱都只衡量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物质...

明朝末年,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尤其是陕西地区,时逢大早,加之统治者横征暴敛,人民无法生存,社会矛盾全面激化。史载,“先是,辽左用兵,逃军惮不敢归伍,相聚剽虏。至是,关中频岁祲,有司不恤下。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张耀采。由是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阶州周磊旺群贼蜂起,三边饥军应之,流氛之始也”。

古代改朝换代,都是要重新铸造新币,宣示鼎革。秦朝的“半两”,汉朝的“五铢钱”,都是一改朝换代就铸造、颁布天下的。

金钱,作为衡量物质财富的手段,自古以来就牵扯到各个阶层的人心。历史上有无数个王朝,都因为金钱枯竭、财政停止运转而崩溃到灭亡。尤其是明朝末期,按照一些理论认为,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既然明朝综合实力那么强,为何最终却输得如此之惨呢?

大家都知道,金钱是现代人生活下去最主要的物资,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干什么都要金钱的支撑,或许说金钱的话,你们会觉得显得有点拜金,但是这确实最真实的道理。自古以来,金钱都只衡量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国家物质基础、物质财富的重要标准。并且在很多方面,金钱都会控制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各个阶级的人心。所以才会有掌握了这个国家经济的命脉,也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命脉,毕竟历史上那些因为经济崩溃而导致国家灭亡的人也不是没有的。反之,历史上有很多朝代都是因为经济方面支撑不了整个国家的运行,最终导致了朝代的灭亡。

由此引发了我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次农民起义一一-明末农民起义。在这次起义中脱颖而出的两位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分别建立了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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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政权建立后,为了昭示存在,宣扬理念,扩充军饷,分別铸造了永昌通宝、大顺通宝以及孙可望的兴朝通宝铜钱在统治地区内流通使用。这三种钱币的铸行,是明末农民起义军生存、发展、壮大的客观需要使然。通过考察起义军铸币的铸造和流通地区、版别特点等,我们可以窥视因朝代更迭所引发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调整。

明末李自成也不例外,早在西安刚刚建立大顺王朝,年号永昌,便下令铸造“永昌通宝”。“铸永昌钱,大者值银一两,另有当五、当十等钱”。。西安版本的永昌通宝发行量比较大,存世较多。因为李自成很迷信,信五行之说,认为明朝属火,大顺以水灭火,便将“永昌通宝”的“永”字写法改为:上面一个“二”,下面一个“水”。

资本主义萌芽

就比如说那明朝,特别是已经有资本主义萌芽展现的明朝末年,综合国力明显并不弱的明朝会被灭亡的,或许它就是在经济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就往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究竟是为什么那么强大的明朝经济连锁会崩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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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明朝比作一头大象,在与农民军和后金清军的作战中,他的失败是因为后方腿脚跟不上,从而在奔跑中,活生生被拖累,死在冲锋的路上。为何会造成这种局面?这从明末南京铸钱,呂维祺建议改革可以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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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自成政权铸币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李自成在北京短短的一个月时间,也铸造了一批永昌通宝。

明朝末年,南京铸钱还是按照旧时的惯例,但是官府腐败,到处是徇私舞弊。在铸造金钱时,匠人经常会掺杂些杂质,这样每铸造出来一炉铜钱,常常会节省出来数十公斤铜材。而多余出来的钱财,通常被负责查验金钱的官员和民匠私分掉。这样流入市场的钱财质量低劣,这放到现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到最后,政府威信丧失,再加之流入社会的钱财变多,经济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毋庸置疑的是明朝的确算是一个强大的朝代,无论是他的政治方面,还是在兵力方面,甚至在生产力这方面,明朝也明显的比其他朝代有一定优势,甚至在后期,还出现了比较出名的手工业。正是因为这些比较强大的方面,才会让这个王朝的统治者忽略掉比较重要的一个点。那就是金钱货币铸造的这个点。在这个时期,货币这种不能吃不能喝的东西却显得极为重要。因为在这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国外的思想流入了,就比如,思想主义萌芽出现了。

永昌通宝钱是明末著名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所建政权铸造的钱币。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幼年给地主家放羊,曾当过银川驿卒,由于驿站裁撤,投身起义军。他在成为义军首领后带领广大起义群众,征战于映西、河南、湖北等广大地区,同明朝展开了残酷的斗争。崇祯十五年,李自成攻克襄阳,次年改襄阳为襄京,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

明末计六奇《明季北略》记载:“自成于山西铸钱不成,至京又铸,文转成太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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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国号“大顺”,年号“永昌”,铸造永昌通宝铜钱。正月初八,李自成率领大顺军由西安出发,开始向明王朝的心脏ー一一北京城进军。由于义军先前提出过“均田免粮”、“割富济贫”等口号,大顺军在进攻北京途中,又发布了《永昌元年诏书》,掲露明朝腐朽的弊端,从而赢得了百姓的拥护和支持。当时的民间到处兴高采烈地传唱这样的歌谣,“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

啥意思,就是说李自成在北京下令铸造永昌通宝,铸造钱币的工匠却把“永昌”刻成了“太昌”,所以一开始没铸造成功。李自成心里就很烦,要知道明朝就有个年号叫“泰昌”,这不是不想让大顺改朝换代么?

元宝

而明朝末年,官府、官员的腐败现象越来越明显了,处处都是徇私舞弊,官官相同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之下,这个朝代的百姓们也不那么纯良了。当然好人还是有的,但是坏人却明显多了起来。最明显的就是这个替官员做事的老百姓,也就是铸造工。这个时代的货币都是金银这些物件。而在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铸造这些货币的铸造工们,都不在按照以前的惯例来了。他们会在铸造货币的时候在里面加入一些其他的杂质,在这种铸造方法之下,几乎每铸造出一炉的铜钱,就会节省下大量的铜材,据记载,大约有十公斤那么多。而这些节省下来的铜材往往就会被负责检查金钱的官员和铸造这些货币的铸造工给分掉了。这样流入市场的钱财质量低劣,这放到现在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到最后,政府威信丧失,再加之流入社会的钱财变多,经济会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一、李自成政权铸币,也铸造了一批永昌通宝。因而大顺军从“正月初八日西安府起兵,至破京城オ七十日,所过七十余州县,无不开门迎接”。当年三月,李自成率大军攻入北京城,崇祯帝绝望之下在煤山自尽,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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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京师官员的呂维祺看到这种状况,痛心疾首,便建议朝廷加快铸造铜钱速度。他认定,速度快则对政府比较有利,速度慢的话,杂质会比较多,有利于负责铸造的官员与工匠私吞。呂维祺建议将铸钱的频次从以前的三十天铸一次,改成十五日铸一次。在铸钱之前,让工匠准备吃喝的油盐酱醋等粮食,并和一次铸钱时间加在一起,严格控制在十八天以内,如此两个月可铸三次钱。到停炉之日,将工匠全部放出来,这样铸钱的速度加快,官员和工匠作弊时间变短,则私藏的铜就会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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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支被百姓寄予厚望的义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却由于领导者的政治局限性,造成在对待原明朝降官、推行“追脏助饷”的问题上出现重大失策,大顺军的官兵也因攻陷北京,开始腐化堕落,军纪败坏,以致发展到“将各踞巨室,籍没子女为乐;而兵士充塞巷陌,以搜马搜铜为名,沿门淫掠。稍违言,兵在其颈”的地步,从而失去了前明官员和百姓的支持,大顺军的战斗力也大为削弱。四月,降清的原明辽东总兵吴三桂在山海关与大顺军决战,

后来,工匠终于铸造成功了,字体却模仿的“崇祯通宝”的字体,没有什么“二”“水”。

然而朝廷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是继续延续之前的惯例走下去。当铜钱失去流通价值,富人们都开始换成珠宝等贵重稀缺物品藏匿起来,于是到了李自成起义之后,李自成掠夺了很多富人的家产,凭这些财宝李自成养活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然后靠着强大武力,消灭了大半个明朝。

政府的一位官员这时候得知了这件事情,他对这件事情感到很是自责,这应该是一位比较正直的官员,所以他建议让所有的铸造工都加快铸造货币的速度,加快铸造货币的频率,这样哪些想要往铜钱里添加杂质的铸造工就没有机会作弊了。这个建议听起来的确是挺有用的,但是朝廷却并没有采取他的这一个建议。而是任由着这个惯例走下去。

李自成兵败撤离北京。永昌二年,当李自成辗转战斗至湖北通山县九宫山时,不幸被杀。

李自成看了之后,很不高兴,认为这是工匠们心里怀念明朝,才故意违反“圣旨”。所以这批钱币还没来得及启用,李自成山海关战败,匆忙逃走。

后来李自成到河南,正好遇到胆小怕事的河南巡抚李仙风。此人不战而逃,一直到心腹侦查得知农民军离开时,才匆忙带兵回到河南。此时尚固守河南的明朝官员邵时昌,在城池之上看到带着残兵败将逃亡来的李仙风,选择关闭城门,拒绝为其提供庇护场所。在邵时昌的心里,认定要为国捐躯,忠君赴死才行。但是城内兵力空虚,李仙风兵力确实还有些战斗力,也实在无法抵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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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领导农民义军建立的大顺政权铸有永昌通宝钱留存于世。李自成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永昌钱也正是这段短暂历史的直接见证。永昌是大顺政权的年号,李自成以年号为货币名称,也是继承了之前历代王朝的做法。

清朝史官记载李自成败走的情景,比《三国演义》还好看:“四月二十二日,自成兵二十万,阵于关内,自北山亘海。我兵对贼置阵,三桂居右翼末,悉锐卒搏战,杀贼数千人,贼亦力斗,围开复合。战良久,我兵从三桂阵右突出,冲贼中坚,万马奔跃,飞矢雨堕,天大风,沙石飞走,击贼如雹。自成方挟太子登高冈观战,知为我兵,急策马下冈走。我兵追奔四十里,贼众大溃,自相践踏死者无算,僵尸遍野,沟水尽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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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货币是有一定的发展阶段的,明朝初期的宝钞,就和我们现在使用的差不多,都是纸币,这种纸币是明朝官方发行的唯一的一种纸币。因为当时铜材料太过于稀少了,不得已,政府才采用了这种纸币作为货币。而后在明朝中期出现了银本位这种货币。其实在一开始,明朝的铸币权就存才非常大的隐患。在明初时期他们就保留了前一个王朝元朝的宝钞,同时在地方上的一些地区还残留着唐宋时期的铸铜币,甚至这种铸铜币还在市场上流行着。

“永昌”二字,意味世世代代永远昌盛之意。永昌通宝钱目前所见实物分小平、折五两种,但史料中则记载有值银一两的大钱、折十、折二等几种,但是一直未有实物发现。1974年,在甘肃天水玉泉公社玉泉大队张家窑生产队出土1枚永昌通宝折五钱,直径3.7厘米,厚0.2厘米"。1981年秋,在陕西西安南大街出土永昌通宝小平钱30余枚,折五钱400余枚。1987年,在西安城内迎春巷古井内出土永昌通宝折五钱60余枚。1988年5月,在西安市东梯子市街一口古井内出土永昌通宝折五钱36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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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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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昌通宝钱文为楷书,对读,光背无文,总体特征有较为明显的明朝制钱风韵。其中小平钱直径约2.4厘米,重3.5克左右;折五钱直径3.5~3.9厘米,重13~15克。这两种钱币均为铜质,钱文精美,铸造规整。永昌通宝钱版别较为复杂,仅小平钱就达20多种。

这批铜钱便被丢弃在铸币局了。

邵时昌便假装屈从,表示要大开城池大门,迎接李仙风。然而等李仙风忘乎所以地来到城内后,邵时昌便让预先埋伏在城内的士兵,将李仙风团团围住,然后将其斩杀。

到了明朝中期,拥有币权的不在只是中央皇权了,也就是说,除了皇上拥有铸造钱币的权力外,藩王和代表执政的三司都有这种权力,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并不是一件好事。那我们就打个比方,在这个国家里,你可以铸造钱币,我可以铸造钱币,他也可以铸造钱币。如果我们都去铸造钱币,那么钱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就不是一种衡量物质的货币,而是一堆泛滥的废铜烂铁罢了。所以说在明末之后,政府已经不能掌控市场的局面了。从一开始币权的分散就注定了大明王朝的经济的崩溃。

区分主要集中在“永”字的写法上。永昌通宝钱“永”字正常写法的钱币较少见,常见的“永”字是由“二水”字样组成,称“二水永”;也有“永”字第一笔为一点,第二笔为“一”字的等等。

清军入关,占领北京之后,把李自成留下的痕迹全部销毁,包括这批模仿崇祯字体的永昌通宝,只有少数流往民间,从此成为古泉界的精品,价值连城。

看似两者毫不相关的事件,其实都是因为信任出现了问题。一个国家的经济,一个团体的未来,就是要相互依赖,共同奋斗,彼此协作才能越来越好。因为在社会的洪流中,没有一个人能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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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值钱的还是被写成“太昌”的太昌通宝,堪称国宝。

参考文献:《明季北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再回想一下上面所说的京朝官员所说的方法,将铸钱的频次从以前的三十天铸一次,改成十五日铸一次。在铸钱之前,让工匠准备吃喝的油盐酱醋等粮食,并和一次铸钱时间加在一起,严格控制在十八天以内,如此两个月可铸三次钱。到停炉之日,将工匠全部放出来,这样铸钱的速度加快,官员和工匠作弊时间变短,则私藏的铜就会比较少。其实这个方法是可行的,虽然不能在根本上消除铸造币上的这一条隐患,但是他可以稳住当时的局面啊,对与已经将要面临经济崩溃的末期的明朝来说,即便是杯水车薪的做法,也是对这个朝代的一点救援。

二、张献忠政权铸币

据说,民国军阀韩复榘曾经拥有过一枚太昌通宝,秘不示人,列为平生收藏最精品,后来抗战爆发,韩被蒋介石杀掉,这枚太昌通宝也不知去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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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通宝钱是明末另一位农民起义军领袖张献忠政权的铸币。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曾当过捕快,参加过明军,皆因事去职。

如果,在现实世界发现“太昌通宝”,专家估计可以在北京买七八套房子了。

而随着市场上越来越多崩溃曲面出现的时候,人们渐渐意识到铜钱已经失去流通价值,富人们都开始换成珠宝等贵重稀缺物品藏匿起来,于是到了李自成起义之后,李自成掠夺了很多富人的家产,凭这些财宝李自成养活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然后靠着强大武力,消灭了大半个明朝。可以这么说吧,朝经济的崩溃也是催使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崇祯三年,在米脂起义,与高迎祥、李自成等同为陕西起义领袖王自用的“三十六营”将领,自号“八大王”。因遭明军进攻部队损失严重,

总的来说,大明王朝能都走到经济崩溃这种局面,与它的货币权分散,社会风气败坏,铸造工和检验员的徇私舞弊离不开的。正是因为这一环环一扣扣的原因链接起来,导致了原先富可敌国的大明王朝经济崩溃。

崇被十一年,张献忠接受明廷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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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此后所部逐渐发展成明末义军的主要力量之ー。

崇祯十六年攻占武昌后,改武昌为京域,铸“西王之宝”,设六部、五府,建大西政权。其后又南下攻占长沙,控制湖南全省、湖北南部等地区。

崇被十七年春,进攻四川,八月破成都。不久在成都称帝,改成都为西京,正式建国,国号“大西”,年号“大顺”。

此时清已自盛京迁都北京,清政府为统一全国,开始南进。在招抚张献忠失败后,清军开始围剿大西军。1646年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与清军作战时中箭身亡。张献忠建立政权后,设六部,并开铸钱局鼓铸大顺通宝钱,颁行于全川界内。据记载,铸钱所用铜料“取藩府所蓄古鼎、玩器及城内外寺院铜像”,因此大顺通宝钱铜色呈金黄,光润精致。旧时有民间如女用它打制成头饰,其色不逊赤金。

大顺通宝钱仅小平铜钱一种,楷书,对读,样式多为廓缘大样,制作精细,铜色金黄。钱径2.5~2.7厘米,重4~5克。分光背和背文“工”、“户”、“川户”几种。“工”和“户”字应为工部、户部分铸的,以背文“川户”者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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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月,在成都南郊永丰公社太平五队出土大顺通宝钱共重25公斤,直径均为2.7厘米,有背面穿下铸“户”、“工”或光背三种。这批货币对研究大西农民政权的政治、经济状况是有价值的实物资料。

张献忠亦曾专门铸造过一种类似现代奖牌、奖章性质的钱币,这就是西王赏功钱,该钱的形制为外圆内方,钱体厚重,轮廓平整,背外廓较面外廓稍宽。正面铸“西王赏功”四字楷书,对读,背无文,字体端庄,笔画挺拔,制作较精致,钱币形制符合明代中期以后的铸币特点,材质有金、银、铜三种,均存世极少。

一般钱径为4.8~5厘米,金钱重38.8克,银钱重36.4克左右,铜钱重19~23.1克。钱文“西王赏功”四字有其特定含义,“西王”是张献忠的自称封号;“赏功”,为赏赐有功者之意。所以,该钱是颁赏给对敌作战有功将土的钱形奖章,属纪念性质,不是流通钱。

西王赏功钱与大顺通宝钱在形制上有较多的共同点,两者的内外廓均较宽,背面较之正面内外廓更加宽阔,背部方穿横平竖直,四角分明。两者皆为楷书书写钱文。

西王赏功钱与大顺通宝钱在形制、文字和质地等方面如此相似,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两者有可能铸造于同一时期,甚至可能是同一批工匠所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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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孙可望政权铸币

孙可望是张献忠的养子,1646年张献忠战死后,他和张献忠的其他三个养子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大西军余部南下攻陷遵义,进而占领贵阳,一路向云南挺进,并于1647年(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年四月进入昆明。此后四人在昆明称王,建立了以孙可望为“盟主”的政权。为争取云南原明朝官绅和土司的支持,孙可望等停用大西国号,并向云南地方官绅承诺要共扶明朝的江山。

不久,经任僎倡议,拥立孙可望为“国主”,以干支纪年,铸兴朝通宝钱币。为发展壮大政权,促进生产,稳定军心民心,孙可望政权在经济实行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将地主征收农民的田租从一半减到十分之一,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树立了政权的威望,保障了军队和政权的稳定收入。

1652年二月,孙可望派人将南明政权之一的永历皇帝从广西接到贵州,他本人被永历皇帝封为“秦王”。于是,孙可望便顺势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凝聚了各股反清势力,声势一度非常浩大。后由于孙可望个人极度的自私和狭隘,导致内讧,1657年(顺治十四年南明永历十一年),与李定国部发生冲突,兵败后投降清廷。

孙可望在云南统治时期,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当地商品流通中推行铜钱的使用。云南地区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原因,交通不便,相比中原地区的发达,其长期以来的经济发展都较为落后,因此历史上主要使用贝币为交换媒介。虽然云南铜矿丰富,以盛产铜料而著称,嘉靖时期亦曾在云南设局铸钱,但直到万历初年,当地人仍惯用海贝,不用铜钱,不得已朝廷停止云南钱局铸钱,其所铸铜钱转输他省,这种以海贝作为主要货币的情况一直延续到孙可望等进入云南后。

为了保证军队和政权的稳定收入,孙可望开始铸造和使用兴朝通宝钱,下令民间禁止使用贝币,违者行別、劓之刑。随着这条残酷且强有力措施的实行,云南各地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才普遍使用铜钱,此举对于活跃云南和内地经济上的交流以及其后云南的货币历史具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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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朝通宝钱,钱文楷中带隶,对读,有三种版别,分别是小平钱、折五、折十三种,其中又各有不同的版别。我们今天比较常见的有小平钱两种:一种直径2.7厘米,窄缘;一种直径2.8厘米,宽缘。折五钱常见的也是两种,“通”字写法分为“三角通”和“方头通”,大小不一直径一般是3.3厘米和3.5厘米,背铸“五厘”二字以示折银五厘。

折十的兴朝通宝钱,直径在4.46~5厘米,背铸“壹分”二字以示折银壹分。兴朝通宝钱的铸造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总体来讲字体古拙朴素,内廓、外廓都较其他钱币宽,钱体分量十足,它的这种铸钱风格对以后云南地区的钱币铸造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明末衣民起义军铸币大都铸造得非常标准、规整这主要是为现固政权的需要,目的是取得百姓的信任。现在,这三种钱币在陕西、山西、四川和云南地区仍偶有出土。明末衣民起义军政权虽然在历史舞台上存在时间较短,但永昌通宝、大顺通宝和兴朝通宝三种钱币,遗存至今,是那段发生在三百多年前轰轰烈烈的衣民起义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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