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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牟宗三 牟宗三的哲学思想是什么

猎历史网 - www.373cn.com/2016-03-22/ 分类:历史名人/阅读: 新儒家牟宗三 牟宗三的儒学被人们称之为新儒学。 牟宗三着作封面照片 新儒家牟宗三将儒学分为了三期,第一期是指以孔孟荀等人为代表的儒学的诞生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积极的,同时儒学的内容丰富,并且极具建设性。也即是所谓的孔子以人格之实践与天合一而为 ...

新儒家牟宗三

牟宗三的儒学被人们称之为新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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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牟宗三将儒学分为了三期,第一期是指以孔孟荀等人为代表的儒学的诞生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积极的,同时儒学的内容丰富,并且极具建设性。也即是所谓的“孔子以人格之实践与天合一而为大圣,其功效则为汉帝国之建构”,第二个时期是宋明理学时期,该阶段思想消极,颓废,呈现出一种空泛的状态。第三期是新儒学时期,这一阶段有两义,其一是,通过以往的儒学,用纯粹的道德来展现,在转化为国家的形式,另一方面则是将国家的形式与儒学相结合。大家只知道牟宗三将儒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就意味是他首创的,其实不是的,把儒学划分为三部分早在牟宗三之前。

在他所处的时期,是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他认为这一阶段的发展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以进行的。因为儒学是一常道。而“常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孔子注重的仁义礼智信,其重点在于强调仁义对于生命的精神价值所在。这一点在之后的宋明理学的发展下,已经是中国人的内心准则。另一方面则是结合历史文化的仁义,这就不仅仅是道德范畴的仁义了,它是客观化了的理性,是我们的客观存在的精神的体现,也就是“三统”。而“三统”指的是道德,学术和政治这三个方面。简单来说就是牟宗三的道德上的形而上学是牟宗三儒学理论的基础,三统就是理论的归宿。

牟宗三哲学

民国时期的哲学家,也是我国新时期儒学的集大成者的牟宗三,他对我国的哲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建立起我国儒学的哲学地,并且为此着书二十八本之多,其中还不包括他翻译的外国哲学着作。那么牟宗三哲学思想都有哪些呢?牟宗三哲学思想又受哪些人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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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博学多思,学贯中西,并且融贯古今,是难得一遇的人才。牟宗三哲学方面的着作多是他在结合了中西方的哲学观点后,加入了自身的思考所写成的。他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性的重新建立了我国的新儒学,即思想缜密,而且系统庞大的形而上学的道德体系。

关于道德上的形而上学,对他影响最深刻的就是陆王心学,也就是以王守仁等人为代表的心学所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康德哲学,在他翻译的着作中,最多的就是康德的作品。牟宗三的作品,是在吸收了以康德为主的西方哲学思想,同时结合陆王心学形成的,或者说是用以康德为主的西方哲学思想来改造陆王心学。他自己将其概括为“道德上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说是有道德意识的显露来表达道德实体,用以说明万物的存在。

同时为了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并对康德的理论进行区分,牟宗三不承认事物自身就是事实这一观点,也不认同物自身的不可知性。在他看来,物自身就是一种价值的观念,是伦理的,道德是实体。我们可以通过自我智慧的实体来认识它。

与徐复观一样,港台新儒家学者牟宗三也是熊十力的学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牟宗三也是得益于熊十力的一声当头'棒喝',才真正回归到儒家思想的轨道上来的。他在回忆其早…

Probing into Xu Fuguan's Academic Thoughts of the Ontology of Chinese Philosophy

牟宗三(1909-1995),宇离中,山东栖霞人。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牟宗三于1927年人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升入哲学系。1933年毕业后,曾先后在华西大学、中夺大学、金陵大学、浙江大学等校任教,以讲授逻辑学和西方哲学为主。1949年去台湾,任教于台北师范大学、台湾东海大学,讲授逻辑、中国哲学等课程。1958年与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励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0年去香港,任教于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主讲中国哲学、康德哲学等。1974年退休后,专任新亚研究所教授。1976年又应台湾教育部客座教授之聘,讲学于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等处。1995年4月病逝于台北。 牟宗三是被人称之为最具"原创性"的"智者型"哲学家,是当代港台新儒家中的重镇。牟宗三的思想受熊十力的影响很大,他不仅继承而且发展了熊十力的哲学思想。自言其为学经历三个阶段:三十至四十年代为第一阶段,主要从事逻辑学、知识论和康德知性哲学研究;五十年代为第二阶段,研究重心转移至中国历史文化及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六十年代为第三阶段,又转而从头疏解中国传统的儒、佛、道三家之学,而尤重于宋明理学的研究。这以后,牟宗三较多地着力于哲学理论方面的专研,谋求儒家哲学与康德哲学的融通,并力图重建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 牟宗三把历史上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儒家中则又判定孔、孟、陆、正为"正脉",认为儒学就是"身心性命"之华,而其他则都是所谓的"绕开去"、"歧出"。他对宋明理学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并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区分,提出: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胡宏、朱熹、陆九渊、王守仁、刘宗周是宋明理学中的九个代表人物,把陆象山与王阳明归为一系,胡宏与刘宗周归为一系,合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程颢而为"宋明儒学之大宗",其论学以《中庸》、《易传》、《论语》、《孟子》为主;至于程颐和朱熹则是所谓的"别子"和"继别子为宗",其论学以《中庸》、《易传》与《大学》合。 牟宗三认为,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是有道统而无学统和政统,内圣强而外王弱。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面临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牟宗三提出了"开出"说棗即本儒家的"内圣之学"而开出"新外王"、由"道统"开出"政统"和"学统"。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坎陷出"知性主体"和"政治主体",也就是从"道德主体"转出"民主"与"科学"。 牟宗三一生勤于笔耕,著作等身,其中重要者有:《认识心之批判》、《历史哲学》、《道德的理想主义》、《政道与治道》、《中国哲学的特质》、《生命的学间》、《名家与荀子》、《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从陆象山到刘蕺山》、《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中国哲学十九讲》、《时代与感受》、《康德的道德哲学》等,另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译注》。

与徐复观一样,港台新儒家学者牟宗三也是熊十力的学生,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牟宗三也是得益于熊十力的一声当头'棒喝',才真正回归到儒家思想的轨道上来的。他在回忆其早年与熊十力相识时的感受时说,'我当时好像直从熊先生的狮子吼里得到了一个当头棒喝,使我的眼晴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近照:照到了自己的‘现实’之何所是,停滞在何层面。这是打落到‘存在的’领域中之开始机缘。'这一哲学路向,就是牟宗三后来所说的'生命的学问'。

作者简介:韩星,男,陕西蓝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儒学、儒教研究。北京 100872

对儒家思想本原的倾心,是现代新儒家的一个共同特点。然而由于儒家思想的本原也不是一个固定的体系,其内部也有各种不同的派别。即便是宋明理学内部也有程朱的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区分。那么牟宗三的新儒学到底是倾心于何种新儒家呢?简言之,他是陆王心学一系的传人。甚至还可以说,儒家哲学中的新学一系,尽管在现代中国一直有人如梁漱溟、熊十力等都试图将其继承和发展,但他们在现代化方面做得都不够,这一方面是因为时代条件的限制,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因为他们尽管对儒家心学体认较深,但毕竟对西方哲学所知有限,实际上是到了牟宗三的时候,儒家心学才真正完成现代化的转化过程。

原发信息:《黑龙江社会科学》第20183期

牟宗三所作的工作与冯友兰的工作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致力于用西方哲学分析的方法来重建中国哲学。其区别在于,冯氏的研究过多地强调西方的色彩,而牟宗三的研究则主要坚持中国儒家的学术立场。

内容提要:为了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徐复观与现代新儒家其他同仁同途殊归,反思批判学界以西释中,中话西说,试图重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其“形而中学”是以先秦儒学的心性之学为思想渊源,与后来程颢、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一脉相承发展而来,“心的文化、心的哲学”是其主体。他所说的“心”是通过修工夫确立的“本心”,是建立人生价值,以及道德、艺术、认知的根源,是人之为人的主宰。心的文化具有人文性、实践性、现实性,是生活化、大众化、社会化、和平的文化,也不抹杀思辨的意义,可以统合形而上与形而下。形而中学并非西方哲学意义下的“形而上学”,它居于道器之间,通过修养工夫使天道落实到生命实践之中,并开出道德、艺术、宗教、知识等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根本性的差异。形而中学有经典的依据,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其认同与阐释,对于中国文化和儒学的传承创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牟宗三学术生涯的早期,他的学术兴趣主要在于追随罗素等西方数理哲学大师从事逻辑、知识论和康德知性哲学的研究,到了四十年代,当他与熊十力相处的时候,受熊氏影响,牟宗三开始思考中国文化和儒家哲学的现代意义等问题。当时,他的思考重点是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哲学能否在外王的层面开出一片新天地,即儒家哲学能否容受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潮,开出中国的现代化的问题。面对这种问题,牟宗三的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他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实际上已面临严重的危机,解救西方现代化危机的根本出路就在于重提儒家的道德理想主义,在于提出儒家的'生命的学问'。他回顾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情况时说,近代以来的学术方向毫无疑问是向西方看齐,但是中国人在向西方看齐的时候,实际上只注意到了西方的科学,而科学中并无生命的途径。西方人关于生命的灵感与关于生命的启示,是在他们的文学艺术和宗教之中。

关键词:徐复观/中国文化/主体性/形而中学/心的文化/生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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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国际,一、徐复观形而中学的思想动因

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化自身衰微和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徐复观怀有一颗“感愤之心”,1944年,往勉仁书院拜谒熊十力为师,悟其师“亡国者,常先亡其文化”警世之言,乃潜心研读中国文化典籍。到中国台湾后,转向学术研究,希望通过中国思想史、儒学史的研究,对中国文化、儒家思想进行重新诠释,揭示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找到救治时代病症的良药。20世纪50年代起,他与唐君毅、牟宗三等学者一起推动儒学现代化研究,被称为第二代“新儒家”领军人物。

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对这一思潮在20世纪下半叶的兴起做出了独特的贡献。1958年,徐复观与牟宗三、唐君毅、张君劢联合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发表,成为新儒学思潮在港台地区崛起的重要标志。在学术上,徐复观先生不肯研究纯哲学,觉得太空玄,也不愿意单纯考据,觉得太死板,因此,他选择了中国思想史作为自己的专攻方向。受熊十力“欲救中国,必须先救学术”的影响,以及独有的政治与军事生涯,他更关注现实生活,无意形而上学体系的建构,做思辨型、书斋型的学者,而是通过思想史论、时政杂文,致力于在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学术与政治之间思考和探索,力图发掘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把儒家政治理想与民主政治追求结合起来,以建设一个统一、富强、民主的中华民族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

与其他现代新儒家一样,徐复观对近代以来知识界不遗余力批判中国文化、肆意诋毁中国文化极为不满,认为目前中国所需要的一种精神自觉的运动就是要对中国文化有重新的肯定。不过与其他新儒家学者相比,徐复观的学术成就不是对新儒学理论做多少阐发,而是比较多、比较系统地通过对中国思想史、儒家思想史的深入研究和解读,揭示中国文化的深层底蕴,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在他看来,“今日要论定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之地位,与其从和西方文化有相同的地方去看,不如从不相同的地方去看”[1]13,许多谈中国文化的人根本不了解中国文化,有的甚至仇视中国文化;即使在爱护中国文化、所得很精的哲学家当中,亦有很多人没有把握中国文化的“真面目”,“这些年来谈中国文化的人士,不论站在正面或反面的立场,都忽略了文化性格上的不同,而仅拿同一的尺度去夸张附会。凡说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这是拿西方的文化做尺度去衡量中国文化;凡说中国文化是超越的,这是拿中国的文化尺度去衡量西方文化。殊不知以一个尺度去衡量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恐怕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1]11-12。他指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发轫之初,其动机已不相同,其发展遂分为人性的两个方面,而各形成一完全不同性格”[1]14,“不论好和坏,中国民族统一的性格,是在汉代四百年中由儒家精神所陶铸、所定型的。儒家精神,二千年来,自觉或不自觉的,从正面的或反面的,浸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实际生活中”[1]2。因为中西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若盲目比附西方形而上学,不仅不能发现中国文化的精髓,反而会误导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其渗透于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陶铸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

尽管他与现代新儒家的其他同仁有着大致相近的文化观和思想趋向,但在对中国文化基本特征和儒家精神的把握上又有很大差异。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说:“中国历史文化中道统之说……乃源于中国文化之一本性。”关于中国文化的“一本性”,他们认为,“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原”,也就是以心性学说为儒家道统的本原。“古文尚书所谓尧舜禹十六字相传之心法,固是晚出的。但后人之所以要伪造此说,宋明儒之所以深信此为中国道统之传之来源所在,亦正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中国由孔孟至宋明儒之心性之学,则是人之道德实践的基础,同时是随人之道德实践生活之深度,而加深此学之深度的”[2]。以心性之学的“一本性”为基础,在思想体系的构建上,从冯友兰、贺麟,到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等人,大都援西入儒,以传统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为思想资源,以西方哲学,特别是康德哲学改铸和重塑儒家哲学,提出了各自的思想体系。冯友兰吸收、融会近代新实在论理论和逻辑方法等基础上对宋明程朱理学加以发展,提出了“新理学”。以《贞元六书》为标志,以真际实际两世界、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境界为骨架,构筑了一个完整庞大的新理学体系。贺麟在吸收、融会近代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基础上对宋明陆王心学的发展,提出了“新心学”体系。唐君毅也有良好的西方哲学的训练,经历了由西学而儒学的道路,阐释儒家人文精神,分析生命存在与心灵境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将宇宙万事万物看作是求超越的过程,生命存在不仅是为存在而存在,乃是为超越自己而存在;心灵的活动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从现实的生活逐渐向上追求更高的价值,最后止于天德与人德一致的最高价值世界。牟宗三是现代新儒学思想体系的主要构造者和集大成者,他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渊源、流变,以及精髓进行创造性的阐发,完成了儒家道德形而上学的重建,强调道德主体的挺立对于完善人格的意义,并通过良知的坎陷而转出知性主体,由内圣开出民主与科学的外王,又分疏道统、学统、政统,揭示儒家文化的多层次性。现代新儒家把儒家形而上学步步深入,发挥到了极致,正如林安梧所评述的,现代新儒家“就是通过整个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的整个传统,重新去验证它,而这样验证的方式基本上就是把整个当代儒学接到宋明理学的陆王心学,而把陆王心学往上提,通过熊十力到牟宗三把它提到一种超越的层面,比较形式面地来谈这个道德本心,而最后往上提,几乎把它提到一个超越绝对的地步”[3]。这样的结果是在新儒家思想体系不断完善的同时,对形而上学的过分追求,这使得其思想体系局限于逻辑与思辨的精致的象牙塔之中,与现实人事疏离,缺乏对现实的沟通。

徐复观不同于他的师友们,当其他人致力于形而上的思想体系构建的时候,他却拒绝对儒家的义理作形而上学的探求,而是本着“中国文化的研究主要应当归结到思想史的研究”的原则,精心地对中国文化的演变历史进行梳理,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史进行探究。针对现代新儒家主流,徐复观先生批评道:“有如熊十力以及唐君毅先生,却是反其道而行,要从具体生命、行为层层向上推,推到形而上的天命、天道处立足,以为不如此便立足不隐。没有想到,形而上的东西,一套一套的有如走马灯,在思想中上从来没有稳过。熊、唐两先生对中国文化都有贡献,尤其是唐先生有的地方更为深切。但他们因为把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弄颠倒了,对孔子毕竟隔了一层”[4]283。在他看来,“这种比附多系曲说,有没却儒家真正精神的危险”[1]34,“所以拿西方的形而上学来理解儒家的思想,尤其是混上黑格尔的东西,是冒着很大的危险,增加两方的混乱,无半毫是处”[4]255,他批评现代新儒家以西学的方式来构建儒家形而上学体系的努力,“硬拿着一种西方形而上学的架子,套在儒家身上,如‘新理学’等说法,这便把儒家道德实践的命脉断送了”[1]38。徐复观的这种思想被学界概括为“消解形上学”[5],或“离开形上学”[6],其实在笔者看来,这正是他反思批判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以西释中,中话西说,试图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新儒学思想体系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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