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张纯如和知道拉贝的人金沙国际,南京安全

魏特琳

最近“精日”上蹿下跳引起众怒,再加上妇女节刚刚过去,所以今天的主人公是一个让“精日”脸疼的女性。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拉贝日记》,发现这一重要史料的人叫张纯如。其实,除了《拉贝日记》,张纯如还发现了《魏特琳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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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知道张纯如和知道拉贝的人,远远比知道魏特琳的人多得多。

当年,她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为中国的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

当年,日寇疯狂屠城,她却五次拒绝撤离,执意留下来保护难民,撑起血海中的生命孤岛,化身“活菩萨”给了多少中国人活下去的希望。

甚至,可以说,她为中国燃尽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文章有一点点长,让我们一起耐心认真聆听她的故事。

一、她不是洋鬼子,她是“华小姐”

1886年9月27日,魏特琳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西科尔小镇的一个铁匠家庭。

因为家境贫穷,她在学生时代打过不少零工挣学费。1912年,魏特琳获得了伊利诺伊大学教育学士学位,尽管半工半读,毕业时还是取得第二名的好成绩。

毕业那一年,她加入了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当她听说中国的教育不发达,不顾亲友的反对,执意来到了中国。

根据姓氏Vautrin的音译,魏特琳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叫“华群”,学生亲切地称呼为“华小姐”。

第一站是在合肥,她排除万难建立了女校;第二站是在南京,她在金陵女子大学增设了教育行政管理课程,培养女中的教师、行政管理人才。

此外,她还想尽办法募捐,在金大附近买地盖教室,专门招收附近的贫困孩子,鼓励金大的女学生担任教师,在中国首开学生教学实习制度。

虽然魏特琳是一个美国人,但是她对中国这片热土怀有神圣的使命感,甚至因为选择继续留在中国,放弃了在美国等她结婚的男朋友,从此孑然一身。

时至今日,魏特琳的雕像依然坐落在她曾出任代理校长的金陵女子大学文理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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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日记里,有这样一个小故事:

一个小男孩看到我骑自行车过来时,大叫:‘“洋鬼子”!但另一个离他不远的小男孩立即纠正他说:“啊,那是华小姐!”。

可以说,她的到来,给中国的女子教育,穷人教育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

1937年11月下旬,攻占上海的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包抄,大战将至!

17日,宋美龄在撤离前,派人把自己的钢琴搬来,赠给了金陵女大。魏特琳知道危险即将来临,在12月1日劝离了校长吴贻芳、,却留下了自己,当时陪她的还有十几名中国老师。

事实上,魏特琳所在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只是一些外国人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并不是现代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它对主权国家并不具约束力。魏特琳心里很明白,作为中立国公民,她留在沦陷后的南京也并不是绝对安全。

也是在这一天,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滞留南京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魏特琳的回答则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并毅然在“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文件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事实上,这已经是魏特琳第5次收到美国大使馆的撤离通知了。

在第2次接到通知后,她就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有责任负起使命来。

“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不应弃船而去,而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就这样,魏特琳不仅留了下来,冒死建议一旦日军攻入南京,要能仿效上海,在金陵女院建立起难民救助所。

这个建议,日后成了她沉重的负担,甚至因此得了重病。

三、“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几乎同时,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整个南京城火光漫天。

日军进城时,中国军队已经撤退,但日军还是展开所谓“大搜查”。许多日兵进入民宅搜查,见到女人或是就地强奸,或是拉回部队配给士兵轮奸。

魏特琳在日记中写的那样:

“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魏特琳仍然在救济妇女儿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了难民所。而且,用她的手中的笔,记录下了日寇的暴行。

“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在学院中树立的中立区标志,和日本大使馆官员写的不许日本兵进入的手令,日本兵根本不当回事,只有这位金发碧眼的女士出现并大声叱喝,他们才会收敛。

大多数情况下,日本兵看到她出现,拔腿便跑,但有时也用武器威胁她,甚至动手打她。

这些事情,在中国守军营长郭歧的《陷都血泪录》中有记录——魏特琳,是他的救命恩人。

在难民所的日子里,她自己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每天晚上和衣而睡,随时应付突发情况。

有一次,她估计将有2700多名难民到这里避难,但由于日军疯狂地强奸、屠杀,惊恐万分的女人和孩子们纷纷涌入,最多时超过1万人,她们大多一无所有,魏特琳要向这些难民提供吃住,还要承担大量的管理工作,压力顿时增大,已经远远超过了她的预期,而且,她不知道这种压力还要持续多久。

在那些孤立无援、极度恐惧的中国人眼里,魏特琳就是希望的化身。

她不仅保护女性,还帮助她们寻找失踪的亲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员工到难民中去登记,写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设法寻找。

魏特琳一直想方设法改善难民的生存环境,她请来外国医生为难民看病、打预防针,为儿童弄来奶粉和鱼肝油,为女难民开办学校,补习文化知识……难民们叫她“活菩萨”、“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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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外国人,她对这个国家的感情甚至超过了某些中国人。她曾在日记中厌恶地写道:

“可悲的是有的中国人常常带领日本兵到有点钱的商人家里去,在日本兵的枪或刺刀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将钱交出来。”

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太阳旗的臂章来给姐姐送饭,便上前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你永远不要忘记!”

这段时期,魏特琳写下的大量日记,不仅真实记述了日军的种种暴行和个人遭受的巨大情感创伤,更成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珍贵史料。

南京大屠杀结束后,由于长期劳累和过度的精神压力,魏特琳患了严重的忧郁症。

1940 年5月14日,在多方的劝说下,魏特琳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回国治病。日军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魏特琳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她病情不仅没有好转,还眼看着自己一步一步滑向悬崖边缘,回国仅一年,用自杀结束了生命。

1941年5月14日,美国传教士魏特琳逝世。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她积极营救中国难民,保护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和年轻姑娘,这使得她们避免了被日军送到军队慰安所和军营而遭受日本士兵性奴役的危险。 1919年魏特琳应聘中国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掌管校务,筹建新校园,并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献身社会,为穷苦四邻服务,譬如为邻居妇女开课讲授卫生知识,每周两次为校园四周的贫民看病等,发扬光大了金女大校训———厚生精神。魏特琳还利用休假到欧、美进修学习,把丹麦、荷兰的成人教育推广到中国,对中国女子教育功不可没。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发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传教士档案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 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如日军屠城的第二天:“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如1937年12月16日的一段日记:“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在所经之处奸淫、虏掠、烧杀无恶不作。12月5日,日军未经激烈战斗,就进驻南京各要镇。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安全计,明令:“接近战区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推美籍教授华群女士为主任。其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绝大多数已逃离,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国人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17日,魏特琳致信美国大使馆,建议设立一个安全区,让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以躲避战火。她在信中表示:“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了”。不久,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拉贝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接着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魏特琳为红十字会委员。在日军占领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设立了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华女士临危受命,不敢贻误。魏特琳自己说,她的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价值,反而让后人钦佩她人格的魅力。 12月13日晨,日军首批由中华门入城后,到处奸淫掠烧杀。此时妇女儿童蜂拥而来金女院的难民收容所。有青年妇女装扮成老妇的,有女扮男装的,还有老妇、儿童和男人,一个个惊恐万分。华女士守着大门劝说,为了多保护一些年轻女子和儿童,请男士和老妇回家。难民们哭着求着,只要能在草坪上有一个立足之地。保护上万妇孺的人生安全,在当时特殊的环境里,谈何容易!华女士面对的是一群比野兽更为凶残的日本侵略兵,他们不可理喻。美国教会学校的牌子,国际安全区的布告,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他们不仅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有翻越围墙进校园,更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过来,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一个就对她强奸。 华群女士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华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在难民所里,许多难民失散了亲人,生离死别的痛苦笼罩着难民营。华女士安慰鼓励他们,给他们胜利的信心和生活的勇气,她说,“中国没有亡,中国不会亡,日本一定会失败。”同时她为难民寻找失散的亲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员工到难民中去登记,写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去设法寻找。1937年11月下旬,攻占上海的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与包抄。12月1日,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魏特琳再次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然后,她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证书上签上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要求。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城,一直生活在和平环境与工作在学校中的魏特琳第一次目睹了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感到震惊与愤怒。12月16日她在日记中写道:“今晚一辆载有8———10名女子的车子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子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街上和山下不时传来的枪声,使我意识到又有一些人遭受悲惨的枪杀命运,而且很可能他们不是士兵。” 尽管金女大校园门口挂着美国国旗与日本大使馆的公告,但对凶暴发狂的日军官兵已不起作用。每天都有成批的日军或从校门口强行入校,或爬过围墙入校。魏特琳一会儿守在大门口,拦阻喝斥企图强行入校的日军,一会儿又赶到校内其他地方赶走偷爬进墙的日军。正如她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所写:“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我都像卫兵一样守卫在前门或是被叫去处理其他问题———跑到学校的其他地方去对付进入校园的一批又一批日本兵。”有许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随时起来去应对突发事件。她还组织起巡逻队,日夜守卫校园,保护难民的安全。魏特琳作为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见证人,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这些人认为战争是民族的罪行,是违反在天地万物心灵深处创世精神的一种罪过,但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力量奉献给那些无辜受害者,以及献给那些家庭被烧、被抢,或是那些在战争时期被大炮、飞机炸伤的人,帮助他们康复。”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日本国旗的臂章来给住在金女大的姐姐送饭,便上前对那小孩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的,你永远不要忘记!”说着,她帮那个男孩把那臂章取了下来。她在日记中写道:“从军事角度而言,占领南京也许会被认为是日军的一个胜利,但从道义方面而言,这是失败,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中文名:明妮·魏特琳

金陵三闲客
这个春天是和二战题材的影片相伴度过的,《黑皮书》《暗杀目标希特勒》《生死朗读》《博纳德行动》《拉贝日记》《南京!南京!》和《超级女特工》。近期唯一看完的电视连续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也是描写二战中的中国远征军。
今晚又去看了电影《拉贝日记》,一个德国导演眼中的南京大屠杀,影片没有简单再现历史,而是选择了从约翰拉贝的视角对南京大屠杀进行反思。对于拉贝最初了解是在1987年,那年冬天读到徐志耕叔叔在《南京大屠杀》一书中对幸存者的采访:“大胖子雷伯(拉贝最早的译名)穿着笔挺的咖啡色西装,头发稀疏的头顶上戴了一顶呢子礼帽,手举着印有安全区徽章的旗子”“大胖子德国人是蓝眼睛,有时戴眼镜,会讲中国话,对我们不错。他开始叫我在难民区四周插旗子,是白布红字的小旗,不让日本兵进来。日本兵不管,照样进来抓人抢东西。”徐叔叔就住在我家楼下,他是为了纪念大屠杀遇难同胞50周年而写的,当时很畅销,我也借了一本来读。
1937年11月中旬,当日军威胁南京之时,住南京的外籍人士,为了南京居民的安全,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定名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以便在最危急的时候,使未及撤离的难民有一个躲避的处所,并避免日军的轰炸。 由十五名外籍人组成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负起了救苦救难的重任,委员会主席为德国西门子洋行的拉贝,金陵大学教授史迈斯为秘书,杭立武为总干事,美国人费奇(中文名费吴生)为副总干事。除了国际委员会外,还有一个“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与之进行密切合作,主席为马吉牧师。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澳大利亚人哈罗德•约翰•廷珀利目睹他们的高尚行为,满怀激情地赞扬国际委员会:“对于这二十几位大无畏的英雄来说,赞扬与褒奖从一开始就是当之无愧的。当他们的事迹被人们传开来以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不顾本国官员的劝阻,作出了 留在南京的选择。而这座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都正在寻找一切可能的交通工具逃往它处。虽然留在南京的人们并不能预知后来发生的暴行,但这些先生与女士都是经验丰富、学识渊博的人,他们完全能意识到自身处境的危险。尽管如此,他们仍然下定了决心,一旦南京陷落,就去拯救那些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难民。他们的勇气、热情、无私和献身精神,必将为人们所崇敬。”
大屠杀发生前的南京正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魏特琳描绘那样:“在午后温暖而和煦的阳光下,楼下草坪里的菊花开得正旺,老邵--我们忠厚老实的园丁忙着把它们布置成五彩缤纷的花坛,池塘边及小山上的树林则被映罩上一层醉人的秋晖。” (1934年11月17日,魏特琳写给亲人的信)
日军占领南京后,即强行闯入安全区,劫掠财物,奸淫妇女,并以搜捕所谓“败残兵”或“便衣兵”,费吴生博士在日记这样记述着:“来不及逃出的士兵都避到难民区来要求保护。他们忙着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表示他们缴枪后就可以保全生命。可是抱歉得很,我们失信了。不久,他们有的被日军枪杀了,有的被戮死了。他们与其束手待毙,不如拼命到底啊!”
约翰 马吉牧师当时在南京鼓楼医院(时为美国教会医院),现场拍摄了包括经威尔逊医生救治的一个怀有身孕而身中37刀的李秀英。马吉曾经向日本大使馆和日本占领军最高指挥机构提出过400多次抗议和报告,强烈要求日本停止暴行。与此同时,他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悄悄地拍下了400英尺的影片,并将它们交给费吴生秘密带到上海冲洗。我们现在看到许多南京大屠杀的影像资料是由马吉牧师所摄,并且亲自到东京军事审判法庭为南京大屠杀作证。
明妮•魏特琳(1886-1941),中文名华群,美国伊利诺州人。1919年至1940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任教。南京大屠杀间,她冒着生命危险,在金女院难民所收容和保护了上万中国妇孺。
 “噢,上帝,请控制这些凶残的野兽般的士兵……”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这座城市里充满了罪恶。”
日军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得魏特琳的精神与肉体受到创伤。在南京大屠杀结束后不久,她不得不回到美国接受精神治疗。
 “我正努力恢复。”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写信告诉她的朋友说,“……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别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
魏特琳再没能回到中国,1941年5月14日,她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前她说:“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
1938年2月,拉贝奉调回国。不泯的良知仍驱使拉贝先生在德国继续揭露日寇在南京的滔天罪行,遭到纳粹的威胁与迫害,晚年的处境极其艰难。1948年6月始,战后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给战后德国人民和拉贝一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困苦。拉贝因为营养不良而患了皮肤病,悲哀和压力更是催垮了他的身体,他一生中,情绪从未有过如此的沮丧。
拉贝的遭遇传到南京后,当时的中国政府并没有忘记这位曾被难民敬奉为“活菩萨”的国际友人,想方设法提供各种帮助。由市议员提议成立的拉贝劝募委员会向银行、钱业、大商店及地方慈善机关和当年受救济保护的市民劝募,不几日便募得1亿元,按市价折成美金2000元,辗转汇至德国援助拉贝。由于德国战后状况恶劣,任何可供食用之物均加以限制,有钱也买不到食物。南京市长沈怡在1948年3月得悉此讯后,以最迅速的方法,在瑞士购买4大包食品寄交拉贝,以表示南京市民对他昔日义举的感谢。从1948年6月起,直至1949年4月国民政府撤离南京,拉贝每月都收到一个救命的食品包裹。正是这些食品,帮助拉贝一家度过最为艰难的“柏林危机”,给衰龄暮景中的拉贝先生以安慰。
1985年的深秋,在一个秋雨绵绵的上午,我们排着队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江东门大屠杀纪念馆。我记得,我们依次把自己扎的小白花系在了一棵小松树上,20多年过去了,那棵松树也已经郁郁葱葱了。
牢记历史不是为了牢记仇恨,而是为了避免让历史重演。在我看来,自省比宽容更重要,对于一个人如此,对于一个民族也一样。

外文名:Minnie Vautrin

出生地:美国伊利诺州的西科尔小镇

明妮·魏特琳

1919年魏特琳应聘中国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掌管校务,筹建新校园,并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献身社会,为穷苦四邻服务,譬如为邻居妇女开课讲授卫生知识,每周两次为校园四周的贫民看病等,发扬光大了金女大校训———厚生精神。魏特琳还利用休假到欧、美进修学习,把丹麦、荷兰的成人教育推广到中国,对中国女子教育功不可没。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当时在美国的好友认为魏特琳的日记很有价值,于是将它寄给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同学》发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在整理传教士档案资料时,发现了魏特琳日记原稿。90年代初,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的斯茉利女士,鉴于魏特琳日记具有极高的档案史料价值,对魏特琳日记原稿进行了整理,并将其制成缩微胶卷,供历史档案学者研究使用。

由于魏特琳当时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了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该难民所的负责人,魏特琳的个人亲历档案———日记,就是揭露侵华日军性暴行最具说服力的证据,如日军屠城的第二天(1937年12月17日星期五):“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如1937年12月16日的一段日记:“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无辜、勤劳的农民和工人被杀害。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1937年11月11日夜,上海完全沦陷,日军分三路扑向南京。在所经之处奸淫、虏掠、烧杀无恶不作。12月5日,日军未经激烈战斗,就进驻南京各要镇。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国民政府为安全计,明令:“接近战区各大学另筹开学办法。”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处南京市中心,吴贻芳校长和她的同事们经过商议决定: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留校教职工组成驻校维持委员会,推美籍教授华群女士为主任。其时,在南京的外籍人士绝大多数已逃离,留下的一二十位外国人挺身而出,组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17日,魏特琳致信美国大使馆,建议设立一个安全区,让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以躲避战火。她在信中表示:“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了”。不久,由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公司经理拉贝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接着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魏特琳为红十字会委员。在日军占领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设立了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华女士临危受命,不敢贻误。魏特琳自己说,她的日记是“抽空写的———有些是在空袭的间隙写的;有些是经过一天漫长而繁忙的工作后于夜晚写的”(1937年9月26日),但这并不影响它的重要价值,反而让后人钦佩她人格的魅力。

华群女士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更是日夜操劳,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她整天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无法睡上一个安顿的觉。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华女士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1938年,国民政府授予她奖励外侨的最高荣誉———蓝、白、红三色襟绶———采玉勋章。魏特琳在那紧张恐怖的日子里,殚精竭虑工作了数十个日日夜夜。过度的疲劳与长期的精神压力严重伤害了她的身体,她在此期间的日记中常常写道:“太倦了,倦得连字都写不出来,”“倦得无法思考”。她在救护了许许多多的中国难民与中国妇女以后,自己得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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