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妥因灵巧机敏侍奉湘东王萧绎,刘 畅 南开大学

何妥的父亲何细胡因经商进入西蜀,于是就在郫县安家,侍奉梁朝武陵王萧纪,主管金帛交易,因而成为巨富,号称“西州大贾”。

隋朝大臣何妥生平简介 该怎么评价何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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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妥的父亲何细胡因经商进入西蜀,于是就在郫县安家,侍奉梁朝武陵王萧纪,主管金帛交易,因而成为巨富,号称“西州大贾”。

何妥小时就机警聪敏。八岁时游国子学,助教顾良对他开玩笑说:“你既然姓何,不知是‘荷叶’之‘荷’?还是‘河水’之‘河’?”何妥应声说道:“光生姓顾,不知是‘眷顾’之‘顾’,还是‘新故’之‘故’?”众人都为他的灵活机变感到诧异。

十七岁时,何妥因灵巧机敏侍奉湘东王萧绎。

后来,萧绎知道他聪敏,又召为诵书,侍奉于左右。

当时兰陵人萧翙也有隽才,住在青杨巷;何妥住在白杨头。人们因此就说:“当今世上有俩隽才:一个是白杨头何妥,一个是青杨巷萧翙。”他就是如此受到世人赞誉。

江陵沦陷后,周武帝特别器重他,命他为太学博士。后周宣帝继位,打算同时册封五个后妃,以此征求儒生辛彦之的意见。

辛彦之回答道:“皇后和天子同是尊贵之躯,不可同时立五个。”何妥驳斥说:“上古帝喾有四个妃子,舜也有两个。后妃哪有什么定数呢?”因此,何妥被封为襄城县伯。

开皇元年,隋文帝篡周建隋,何妥被授予国子博士,兼通直散骑常侍,晋爵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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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妥生性急躁,也颇具口才,喜欢评议人物。当时,纳言苏威曾对隋文帝说:“我的先父常常告诫我说,只要通读《孝经》一卷,就足以立身治国,何必多学!”隋文帝觉得他说得在理。何妥为此向隋文帝进言道:“苏威所学,不只《孝经》一卷。他的先父倘若确实说过这话,那么,苏威就没有听从父训,这说明他不孝顺;假如他父亲根本没有说过这番话,那么,他就是公然在皇上面前说谎话,这说明他不忠诚。既不忠,又不孝,这种人怎么能侍奉皇上?况且孔子曾经说过:‘不读《诗经》,就无话可讲;不读《礼记》,就不能立身行事。’苏绰教子怎么竟然违反圣人的训导呢?”苏威当时身兼五职,隋文帝十分亲近、器重他。何妥因此对隋文帝说,苏威不可信任。又因为主管天文、律度的都不称职,何妥又提出八件事向隋文帝奏道:其一,我听说善于识别人才的就是贤哲,一国之君要做到这点就更加困难。孔子说:“正直的人放在邪恶的人上面,百姓就会信服;反之,把邪恶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百姓就不会信服。”由此看来,政治安定,必须慎重地选拔、使用人才。所以,推荐贤才的受重赏,埋没贤才的应杀戮。看看现在的用人情况,确实不同此,不管是奸佞还是正直,也不管是贤能还是愚笨,他们对于想要推崇的人,一启用就委以重任;对于想要压抑排挤的人,就叫他到老也只能做个郎官这样的小官。人们不能心服,实在是因此而造成的呀。我听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是希望大家都奖赏他;在大街杀人,是希望人们都能唾弃他。我看皇上十分关注诉讼案件,爱民如子,每次处理案件,无不亲自征求大家的意见,不滥用刑法,这是皇上的圣明之处啊!对待诉讼案件能如此,授人爵位也应该如此。如果您心里记着谁有什么丰功伟绩,就可以提拔、重用。从这以下,如要选拔重要官员,必须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不应该偏信某一个人的推举。那么,在上者不徇私,在下者无报怨。其二,孔子说:‘经常审查朋党,那么,罪人就无人袒护了。’孔子又说:‘君子讲团结而不互相勾结,小人互相勾结却不讲团结。’这里所所说的勾结,就是结党营私。他们对心里所喜欢的人,即使他已经荣华富贵,仍然加以提挈;对心里所厌恶的人,即使他已经处于卑微、屈辱的境地,也要拼命加以诋毁。那些小人一旦被提拔重用,必定相互勾结、袒护,那么,欺君之心顿生;而那些官卑职小的人既然身受屈辱,就必然会生怨气,怨言自然就产生了。诚望您能广泛查访,不要使小人结党营私成为一种风气,应亲自施以恩威。国家的忧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其三,我听说舜曾举荐十六个人,即所谓‘八元’、‘八恺’。我想他的贤明,要比今天的人高,但舜仍然择才而用,不致混乱,才使国家四境安定,各种事功都作得好。而今官职极多,但用的人却很少,有人身兼数职。是国家缺少人才?还是人才都不行?如此大国,有才能的人确实不少,可是,他们纵使有才能,也缺乏仕进的机会。东方朔曾说:‘器重,他会成为将帅;鄙弃,他就只能成为奴隶。’的确如此啊。现在的一些官员,不考虑自己的德行和才能,既没有吕望、傅说的才能,却自负有傅岩、滋水的傲气,不考虑责任重大,而只怕管的事不多,安于宠幸,玩忽职守,终致失败,实在是上述原因所造成的。《易经》说:‘鼎的脚一旦折断,里面的食物就会倾出,那情形一定狼藉不堪。’这就是说,那些脚本来就不胜重任。我听说需要竭尽全力才能举重的人,不能委以重任。我恳请您另选贤良,并依据各自的才能让他们分管有关事务,使之各有余力。诚如此,凡事就能获得成功。其四,我听说《礼记》上曾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搞旁门左道而扰乱政治者必须杀头。’孔子说:‘沿袭旧的习惯、制度,何必改作。’我发现这么多年来,改作的实在太多了。至如范威改作漏刻仪,十年也没成功;赵翊改进尺秤,历时七年才定下来;公孙济研制医方,迂腐荒诞,结果耗资巨万;徐道庆根本就不懂地理,白白地耗废国家的俸禄;常明更改历法,历经数载;王渥更改官名与物名,曾使许多文物失去了标准和法度;张山居本来就不知道星位,此前在太常寺指手划脚;曹魏祖也不知北斗,而今居然官居太史。他们这些人没有谁不是凭借可怜的迂见,妄自尊大,沽名钓誉,且相互诋毁、欺蒙的。我请求从今以后,如有这类情况的,如其言得不到验证,必须加以重罚,庶可使他们有所畏惧,不敢轻率地上奏简章。“

当时苏威权兼数司,而先前曾隐居武功县,所以何妥说他自负有傅岩、滋水之气,以此引起皇上注。何妥书上奏给隋文帝后,苏威对他怀恨至极。

开皇十二年,苏威定考文学,又与何妥互相诋毁、攻击。

苏威勃然大怒说:“没有何妥,不必担心无国子学博士!”何妥应声说:“无苏威,也不必担心无人管理国家大事!”因此,何妥与苏威有矛盾。

之后,隋文帝命令何妥考定钟律,何妥又上表奏道:”我听说人世间光明,就会产生礼乐;地府幽冥,就会产生鬼神。那么,能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能和礼乐相比。我又听说礼乐推行到一定程度,就会使人民无怨无争,拱手之间天下即可安定,这就是礼乐产生的效应。我听说,音乐有两类:一类是奸声,另一类是正声。大凡奸声动人,就让人增长邪气,邪气进一步扩展,淫乐于是产生了。正声动人,就会产生顺气,顺气进一步扩展,和乐于是产生了。所以好的音乐一旦风行,就会使伦理清白,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安宁。孔子说:‘抛弃郑声,疏远奸人。’因而郑、卫、宋、赵之声一出现,对己则可以引发邪恶,对外则伤害他人。所以,宫调泛滥就会荒淫,他的国君也变得骄奢淫逸;商调泛滥就会产生邪恶,官员们也就贪赃枉法;角调泛滥就会产生忧患,百姓就会有怨愤之心;徵调泛滥就会产生哀怨之情,那么国家必定会祸事蜂起;羽调一乱会出现危险,那么国家一定财源匮乏。如果五调都乱了,那么离国家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魏文侯问子夏说:‘我恭恭敬敬地听古乐却想睡觉,听郑国、卫国的音乐反而不知疲倦,这是为什么呢?’子夏回答说:‘一般说来,古乐以《文始》为先,《大武》为后,常听古乐可以修养身心,治理家国,并使天下平均。郑国、卫国的音乐,因为是邪恶之声,所以常常扰乱纲常,如果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就会混杂子女,不分父子。现今您所问的是乐,而所爱的是音。

乐与音固然相近,但不相同。作为一国之君,要谨慎对待自己的好恶。’考究古人制定礼乐的动机,不只是让人悦耳而已。旨在让君臣在朝廷内同听,那么,君臣就没有不和睦、亲近的;在乡里同听,那么,长幼就没有不和顺的;父子在家中同听,那么,就没有不和睦亲近的。这就是先王制定礼乐的道理啊!所以,只懂得声色而不懂得音乐的,是禽兽;只了解音乐而不知道音乐的,是普通平民。所以,董钟大吕、弦歌干戚,童子都能跟着跳舞。真正通晓礼乐的只有君子!对于不通声乐的,不可和他谈礼乐;对于不懂音乐的,不可和他谈礼乐。一个人如果通晓了音乐,就差不多达到最高境界了。商纣王为政无道,太师抱上乐器投奔周文王。晋平公寡德,师旷因此特别珍惜音乐,不肯弹奏。上古的时候,没有音乐,只会拍肚皮,以脚跺地,乐在其中。《易经》上说:‘先王制作礼乐,目的是为了推崇道德,向天帝表明耿耿忠心,并同时祭祀祖宗。’至于黄帝作的《咸池》、颛顼作的《六茎》、帝喾作的《五英》、尧作的《大章》、舜作的《大韶》、禹作的《大夏》、商汤作的《大护》、武王作的《大武》,从夏朝以来,因年代久远,只留下名称,乐声听不到了。从商代到周代,音乐集中在《诗经》中。所以,从圣贤以下,大多通晓音乐。譬如伏羲氏减瑟、周文王足琴、孔子击磬、子路弹瑟、汉高祖击筑、汉元帝吹箫。汉高祖初年,叔孙通因袭秦人制定了汉代宗庙里所使用的音乐。

迎神于庙门时,奏《嘉至》乐,如同古代迎神时所奏的音乐。皇帝进入宗庙,奏《永至》乐,以合行走时的节奏,如同古代的《采荠》、《肆夏》乐。乾豆上献,奏登歌之乐,如同古代的清庙歌。奏完登歌乐,奏《休成》乐,以赞美鬼神之祭。皇帝在东厢坐定后,奏《永安》乐,以赞美礼仪的完备。《休成》、《永至》二曲,为叔孙通所作。汉高祖庙奏的是《武德》、《文始》、《五行》舞乐。春秋时,陈国公子完投奔到齐国,陈国人是舜的后裔,因此,齐国也就有了韶乐。因此,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后,竟觉得数月不知肉的滋味。秦始皇消灭齐国,得到齐国的韶乐。汉高祖继而灭秦,韶乐于是传到汉,只不过高祖将它改名为《文始》,以显示不因袭前人。《五行》舞本是周代《大武》乐,始皇改名为《五行》。到汉孝文帝时,又制作春、夏、秋、冬四时舞乐,以显示天下平安和顺,四时风调雨顺。孝景帝时依据《武德》舞创制《昭德》舞,孝宣帝又依据《昭德》舞创制《盛德》舞,虽然几易其名,然而大多沿袭秦代。

到了魏、晋时期,所采用的都是古乐。魏初三朝皇帝都创制过乐辞。自从永嘉年间王室迁移,京城倾废,乐声传到南方,因此,古乐大备于江南。宋、齐以来,及至梁代,所行礼乐之事,还是古乐。三雍、四始,当时的确盛行。等到侯景篡权反叛,乐师四处分散,其四舞、三调都流传到北齐。北齐人虽然知道传授,但得到后并没有用在宗庙朝廷上。

我年轻时就爱好音律,留心于管弦。现在虽然年事已高,差不多都还记得。当东土平定,乐师返回家园,我前去进行查访,果真说是梁人所教。现在《三调》、《四舞》都有一些能手,虽然他们不算很熟练,但也很有些雅声。如果让他们教习传授,还可使古乐流传。然后,将它们收集起来,摘其精要,根据发展情况加以增减,重新确定好的名称。歌颂皇上的盛德,将雅正之风传于后世,这难道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谨抄录三调、四舞的曲名,另制作一些其他的歌辞。其中有些声曲流宕,不能用之于朝廷的,也一并附在后面。“奏表上给隋文帝后,隋文帝又命太常寺归何妥管辖。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及《革卑》、《铎》、《巾》、《拂》四舞。在此之前,太常寺所流传的宗庙雅乐,几十年来只作大吕,废弃了黄钟。何妥又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古人的初衷,于是上奏隋文帝请求再度使用黄钟。隋文帝下诏命令众臣讨论,众臣都同意这种做法。

不久,何妥的儿子何蔚做秘书郎,犯罪应当斩首,隋文帝同情他,减免了他的死罪。从此对何妥的恩遇日渐淡薄。

何妥因灵巧机敏侍奉湘东王萧绎,刘 畅 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教授【金沙国际】。开皇六年,何妥出任龙州刺史。当时,常常有一些背着书箱四处求学的人,何妥都亲自给他们讲学。他写了《刺史箴》,雕刻在州门外。任刺史三年后,因病请求还京,隋文帝有诏同意。

后又主管学事。当时,隋文帝让苏夔在太常寺任职,参与商定钟律。苏夔提出了一些建议,朝中官员大都赞同,惟有何妥不赞同,常常揭苏夔的短处。

隋文帝让朝中官员再议,朝臣大都反对何妥。何妥又上密奏给隋文帝,指陈得失,大抵说的是时政得失,并指责当时的朋党。于是,苏威和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都因此获罪。

后被任命为伊州刺史,何妥没去上任。不久,又被授为国子祭酒。死于任上。谥号肃。

山东曲阜孔庙恢复祭孔活动已经有四分之一世纪了。每次祭孔大典上,祭孔乐舞都是最华彩的篇章。然而,在观赏祭孔时,新奇过后,人们往往感到不解与困惑:这是什么?从哪里来的?表达的什么意思?因缘际会,多年参与祭孔大典,在古柏深深、殿堂巍巍的孔庙里,伴随晨钟暮鼓寻觅着天籁之音的真谛。坐在孔庙杏坛的栏杆上假寐。恍忽之间,思绪飞跃千年,在中华礼乐文化的源头久久徘徊,幡然顿悟:祭孔乐舞难道就是发源于尧舜时代的箫韶乐舞?!不是么?他融歌、乐、舞于一体,四字一句,古朴典雅。歌颂圣贤之德、樂、舞合中和的雅韵、鸟、巫、凰、鳯、夔、龍舞;表谦逊礼让,完全符合孔子对韶乐“尽善尽美”的评价!他是中国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5000年礼乐文明的代表!而且,他也是世界最早的大型交响乐,开启了东亚各国的雅乐文化,在世界音乐史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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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妥小时就机警聪敏。八岁时游国子学,助教顾良对他开玩笑说:“你既然姓何,不知是‘荷叶’之‘荷’?还是‘河水’之‘河’?”何妥应声说道:“光生姓顾,不知是‘眷顾’之‘顾’,还是‘新故’之‘故’?”众人都为他的灵活机变感到诧异。

5000年礼乐文明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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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岁时,何妥因灵巧机敏侍奉湘东王萧绎。

中华5000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礼乐教化的历史。在中华文明的起源阶段,即传说中的尧舜禹时期,音乐舞蹈就早早地走出了荒蛮神秘的巫觋文化,成为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舜帝时期是中国道德文化发源期。舜帝倡导“德为先,重教化”,《史记》上说"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为了用音乐教化人民,他模仿凤凰的形状,用竹子制作凤箫,采来泗水之滨的浮石制成石磬,创作了乐舞《大韶》,用以歌颂尧帝的圣德,表示忠心继承,又名《箫韶》。西周初年,周公旦“制礼作乐”, 他将周代以前各代的代表性乐舞整理增删,成了上古六代乐舞,包括《云门》、《大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等。

刘 畅 南开大学文学院传播学系教授

后来,萧绎知道他聪敏,又召为诵书,侍奉于左右。

乐舞集诗、乐、舞于一体,舞诗有教化内容,舞队有象征意义,伴奏已有编钟、铙、铎等金属乐器,磬等石制乐器,柷、敔等木制乐器,箫、笛等竹制乐器,笙、竽等匏形乐器,埙等陶制乐器,琴、瑟等弦乐器和革鼓等打击乐器。八音乐器和大型的演奏乐队,那时候都有了。此外,还有了较为复杂的音律,六代乐舞被称为宫廷雅乐。

随着中国游客足迹遍布世界各地,“大卫综合征”也有了中国的现代版,据一位网友说:“我曾经有过和司汤达很相似的经历。去年去意大利,别的地方没怎么去,主要在佛罗伦萨、罗马和梵蒂冈三个地方的艺术馆和博物馆游走。从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乌菲兹美术馆、罗马博物馆、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梵蒂冈博物馆这样一圈下来,最后到了梵蒂冈大教堂的时候,看到满满的藏品感觉呼吸困难、双腿无力,缓了好久才能继续走。可能是因为想看尽那么多艺术品引起了身体的兴奋,但是长久下来又消耗体力得厉害,身体跟不上心理的高昂,所以引起了不适。” 意大利佛罗伦萨圣玛丽亚·诺瓦医院的研究曾表明,患“大卫综合症”的都是欧美人,现在,也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中国也有顶尖艺术,由于民族传统和审美趣味的不同,在这种艺术面前,观者也不时会发生“审美晕眩”,不过表述方式各异。比如白居易在浔阳江头听到一曲绝妙的琵琶曲之后,是对其高超技巧的由衷赞叹和佩服 ——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 “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是有着共同遭遇和命运的强烈共鸣 —— “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是艺术审美中自我难以遏制的深度情感卷入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此外,较为著名的涉及“审美晕眩”的案例,还有“季札观乐”和“孔子闻韶”。

季札(前576一 484),春秋时吴国人。吴王寿梦少子。封于延陵,称延陵季子。后又封州来,称延州来季子。季札是春秋时代的风云人物,曾与孔子并称“南季北孔”,其让国、观乐、挂剑等故事都传颂至今。《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详细记载了季札去鲁国观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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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

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龠》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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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乐是一种仪式,音乐、诗歌、舞蹈并举,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鲁为周之旧国,因而保留了许多周乐的精髓,因而也培养出孔子“吾从周”的理想。春秋时,周国已名存实亡,所以吴公子季札要到鲁国才能看到周乐。从季札的反应看,其在鲁国的此次观乐活动应是一次高级的审美体验,他的感受也很接近一种“审美晕眩”,但仔细分析,这种审美体验更多的是与政治教化、治国理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隶属于儒家的诗乐观。《诗大序》是儒家诗乐观的集中表述,其云:“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稍微浏览一下季札观乐的用语,就可看出其欣赏周乐基本上是《诗大序》所云的实践版,“勤而不怨”“忧而不困”“思而不惧”“国未可量”“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大之至也,其周之旧”“文王之德”“哀而不愁”“圣人之弘”“德至矣哉”…… 等等,扑面而来,令人目不暇接,这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一种时代风气和民族传统,即“文以载道”“乐以载道”,文艺承载着繁重的社会功能,所以季札才听出了乐舞中听出了这么多治国理政的道理。这种传统,今天仍有顽强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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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闻当世

西周的雅乐,是中国音乐舞蹈的高峰,是乐舞文化进入成熟期的里程碑。西周雅乐对乐舞的人数和排列方式,周礼明确规定“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如果诸侯用八佾,就要加以僭越的罪名。鲁国的一位大臣季平子将“八佾舞于庭”,被认为是胆大包天,孔子大呼“是可忍,孰不可忍也”。这就是成语“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来源。乐队的排列方式,周礼也规定,在月台的四面设乐队的,叫宫悬,是周天子享用的音乐。三面设乐的叫轩悬,是诸侯用乐。二面设乐的是判悬,是大夫用乐。一面设乐的,是特悬,是士享用的音乐。真是非常地完备,孔子叹服地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于周平王迁都、诸侯征战,西周雅乐遭遇了“礼崩乐坏”,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文舞中只剩下《大韶》,武舞中只剩下《大武》了。 所以孔子只能对《大韶》、《大武》进行评价:“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孔子闻韶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17年,孔子来到齐国,耳闻目睹了韶乐的演奏盛况,不禁心醉神迷,陶醉于音乐的世界里,竟然“三月不知肉味”。《隋书》等古籍中记载了《韶乐》流传的历史:“秦始皇灭齐,得齐《韶》乐;汉高祖灭秦,《韶》传于汉,汉高祖改名《文始》。”

可与季札观乐媲美的另一个近乎审美晕眩的例子是“孔子闻韶”。据《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史记•孔子世家》亦载:“子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齐人称之。”在此,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韶乐本身的魅力,二是闻韶的地点是在齐国,而不是鲁国,也就是说,与季札观乐在鲁国所看到的礼乐隆盛景象不同,齐国也保留了周乐的精华。三是孔子的反应,是一种超脱感官享受的高级审美陶醉 —— 三月不知肉味。

关于第一点,韶乐,史称舜乐。据《竹书纪年》载:“有虞氏舜作《大韶》之乐”。《吕氏春秋•古乐篇》同载:“帝舜乃命质修《九韶》、《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由此可知,舜作《韶》主要是用以歌颂帝尧的圣德,并示忠心继承。此后,夏、商、周三代帝王均把《韶》作为国家大典用乐。周立国,用《韶》作为祭庙乐,故被视为宫廷大乐。武王灭商进入殷都时,就是演奏着《韶》乐。对此,《周逸书》称:“王入,进《万》。”据考,《万》即文舞《韶》。同时,《韶》还被用于祭天,《周礼•春官》:“舞《大韶》以祀四望。”就是佐证。《隋书•何妥传》载:“秦始皇灭齐,得齐《韶》乐;汉高祖灭秦,《韶》传于汉,汉高祖改名《文始》。”《汉书•礼乐志》《史记•孝文帝本纪》同载:秦二世用《大韶》《五行》祀极庙,汉祭高祖太宗用《文始》,《文始》舞者,本舜《韶》舞也。可知秦汉均曾把《韶》定为庙乐,使《韶》在国乐中的位置达到了极致。及至曹魏,魏文帝曹丕命《文始》复称《大韶》,以为庙乐。至南朝梁武帝,自定郊庙乐,以《大韶》名《大观》。可知此时《韶》乐虽数变其内容而易其名,但仍居于帝王用乐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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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二点,韶乐传入齐国,是因为周武王定天下,封赏功臣,姜太公以首功封营丘建齐国,《韶》因而传入齐。《韶》入齐后,在齐国 “因俗简礼”的基本国策影响下,为适应当地民情民风习惯,吸收了当地艺术营养,从内容到表演形式都有所丰富、演变,更贴近于东夷传统乐舞。齐景公就曾说:“寡人更好俗乐。”《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定公二年(前500年)齐鲁夹谷之会,齐国所带参加大典的乐舞就是俗乐(莱乐)。 齐国用俗乐作为诸侯会盟大典用乐,可见齐对俗乐的重视。也正是由于《韶》具备了齐国地方风貌,齐国君主们使用它的场面也随之扩大,不仅用于祭典,还用于迎宾、宴乐等等。《离骚》“奏九歌而舞韶兮,聊暇日以偷乐”,就可说明屈原在齐国,受到了包括《韶》在内的隆重接待。孔子入齐,在高昭子家中观赏齐《韶》后,由衷赞叹曰:“不图为乐至于斯!”“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史记•孔子世家》)。按照艺术自身发展规律,各种艺术形式都会随遇而演变。《韶》乐也是如此,它先入宫廷而成为宫廷雅乐,再接触俗乐而又雅俗结合,从而更突出了乐舞的表现力,更增加了艺术魅力,因而更臻完美。所以,孔子当看到齐国化的《韶》乐时,便情不由衷地赞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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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第三点,孔子精通乐理,深谙音律,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师襄子学琴,不仅要习其曲谱,还做到了历其境而得其志。孔子三十岁就办学授徒,当时他所授课目称“六艺,即:《诗》《书》《礼》《易》《乐》《春秋》。礼乐并提,可见乐的重要。对此《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孔子周游列国返鲁后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颂》,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些记载,都足可以说明孔子的音乐素养。1995年在齐国故城内发现了古琴减字谱《箫韶九成•凤凰来仪》,经有关专家鉴定为早期齐国韶乐。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再铸钟吕,建造齐国韶乐演示厅,面向游人开放。孔子闻韶处在临淄区齐都镇韶院村。相传此处是当年孔子在齐国听韶乐的地方。现村东南隅有一石碑,高一米六三,宽八十厘米,上刻:“孔子闻韶处”五个大字。1910年的《临淄县志》记载:韶院原名枣院村,清嘉靖年间,村人掘地得一古碑,上书“孔子闻韶处”,后又于附近地下得石磬数枚,遂易村名。因旧碑石年深日久,字迹已模糊不清,村人恐古迹湮没,盛事无传,于宣统三年又重立了现存的“孔子闻韶处”石碑。1982年,淄博市和临淄区人民政府拨出专款,对“孔子闻韶处”加以修葺,并增加了“舞乐图”与“韶乐及子在齐闻韶”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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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欣赏到绝美的艺术之后的反应是“三月不知肉味”,这是一种对日常生活快感的审美式超越,很有中国特色。苏轼有诗云:“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于潜僧绿筠轩》)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当然晚了千年有余。在此,竹与乐同一个档次,而“肉”则处于较低级别;在此,肉处于一个被贬低的角色,而在这种贬低之中也彰显出其重要性 ——民以食为天,食以肉为先是也,把肉作为世俗生活快感的一个标志性符号,这本身就说明食肉在世俗生活中是处于高层次的享受,当然,这一高层次遇到精神性的更高级别就属于低层次了。

大卫综合症,本雅明的“灵韵”,季札观乐,孔子闻韶,可将其贯穿起来的一条线索是在顶级艺术作品面前的所产生的“审美晕眩”;而由于文化传统和审美趣味的不同,其间所表现出来的中西审美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西方审美中宗教意味较浓,而政教色彩较淡以至于无,故其“晕眩”只因其作品本身的魅力;中国审美传统之一就是与政治教化“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因而无论是季札观乐式的审美震撼,还是孔子闻韶式的审美陶醉,都难免透出“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色彩和功利味道。至于孔子经历了审美陶醉之后“三月不知肉味”,也可以说是从另一方面证明了“舌尖上的中国”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而作为一种相反的佐证了。

WM Feng,知乎, 2016-08-05。

以上关于孔子闻韶的资料均出自百度“孔子闻韶”词条。摘录如此,以期与“大卫综合症”进行比较。

当时兰陵人萧翙也有隽才,住在青杨巷;何妥住在白杨头。人们因此就说:“当今世上有俩隽才:一个是白杨头何妥,一个是青杨巷萧翙。”他就是如此受到世人赞誉。

秦汉时期均把《韶》定为祭祀之乐。 南朝梁武帝,定郊庙祭祀乐,以《大韶》名《大观》。《韶》乐虽改换名称,但在祭天、祭祖和祭孔时表演的都是《韶乐》。北魏孝文帝在祭孔中增加了“三献礼”的项目,三献礼即初献、亚献、终献。隋文帝杨坚创制了释奠孔子的专用乐章。在唐代制定的《贞观礼》和《大唐开元礼》中,释典礼乐形成了《十二和》乐制和文舞、武舞。宋朝反对武力夺天下,祭孔取消武舞,仅用文舞。明朝朱元璋颁大成乐器于天下,清代将祭孔乐舞直接冠名为《中和韶乐》,既说明她源自《韶乐》,又切合了中和的意境。

江陵沦陷后,周武帝特别器重他,命他为太学博士。后周宣帝继位,打算同时册封五个后妃,以此征求儒生辛彦之的意见。

辛彦之回答道:“皇后和天子同是尊贵之躯,不可同时立五个。”何妥驳斥说:“上古帝喾有四个妃子,舜也有两个。后妃哪有什么定数呢?”因此,何妥被封为襄城县伯。

开皇元年(581年),隋文帝篡周建隋,何妥被授予国子博士,兼通直散骑常侍,晋爵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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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议人物

何妥生性急躁,也颇具口才,喜欢评议人物。当时,纳言苏威曾对隋文帝说:“我的先父常常告诫我说,只要通读《孝经》一卷,就足以立身治国,何必多学!”隋文帝觉得他说得在理。何妥为此向隋文帝进言道:“苏威所学,不只《孝经》一卷。他的先父倘若确实说过这话,那么,苏威就没有听从父训,这说明他不孝顺;假如他父亲根本没有说过这番话,那么,他就是公然在皇上面前说谎话,这说明他不忠诚。既不忠,又不孝,这种人怎么能侍奉皇上?况且孔子曾经说过:‘不读《诗经》,就无话可讲;不读《礼记》,就不能立身行事。’苏绰教子怎么竟然违反圣人的训导呢?”苏威当时身兼五职,隋文帝十分亲近、器重他。何妥因此对隋文帝说,苏威不可信任。又因为主管天文、律度的都不称职,何妥又提出八件事向隋文帝奏道:其一,我听说善于识别人才的就是贤哲,一国之君要做到这点就更加困难。孔子说:“正直的人放在邪恶的人上面,百姓就会信服;反之,把邪恶的人放在正直的人上面,百姓就不会信服。”由此看来,政治安定,必须慎重地选拔、使用人才。所以,推荐贤才的受重赏,埋没贤才的应杀戮。看看现在的用人情况,确实不同此,不管是奸佞还是正直,也不管是贤能还是愚笨,他们对于想要推崇的人,一启用就委以重任;对于想要压抑排挤的人,就叫他到老也只能做个郎官这样的小官。人们不能心服,实在是因此而造成的呀。我听说在朝廷上授予爵位,是希望大家都奖赏他;在大街杀人,是希望人们都能唾弃他。我看皇上十分关注诉讼案件,爱民如子,每次处理案件,无不亲自征求大家的意见,不滥用刑法,这是皇上的圣明之处啊!对待诉讼案件能如此,授人爵位也应该如此。如果您心里记着谁有什么丰功伟绩,就可以提拔、重用。从这以下,如要选拔重要官员,必须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不应该偏信某一个人的推举。那么,在上者不徇私,在下者无报怨。其二,孔子说:‘经常审查朋党,那么,罪人就无人袒护了。’孔子又说:‘君子讲团结而不互相勾结,小人互相勾结却不讲团结。’这里所所说的勾结,就是结党营私。他们对心里所喜欢的人,即使他已经荣华富贵,仍然加以提挈;对心里所厌恶的人,即使他已经处于卑微、屈辱的境地,也要拼命加以诋毁。那些小人一旦被提拔重用,必定相互勾结、袒护,那么,欺君之心顿生;而那些官卑职小的人既然身受屈辱,就必然会生怨气,怨言自然就产生了。诚望您能广泛查访,不要使小人结党营私成为一种风气,应亲自施以恩威。国家的忧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其三,我听说舜曾举荐十六个人,即所谓‘八元’、‘八恺’。我想他的贤明,要比今天的人高,但舜仍然择才而用,不致混乱,才使国家四境安定,各种事功都作得好。而今官职极多,但用的人却很少,有人身兼数职。是国家缺少人才?还是人才都不行?如此大国,有才能的人确实不少,可是,他们纵使有才能,也缺乏仕进的机会。东方朔曾说:‘器重,他会成为将帅;鄙弃,他就只能成为奴隶。’的确如此啊。现在的一些官员,不考虑自己的德行和才能,既没有吕望、傅说的才能,却自负有傅岩、滋水的傲气,不考虑责任重大,而只怕管的事不多,安于宠幸,玩忽职守,终致失败,实在是上述原因所造成的。《易经》说:‘鼎的脚一旦折断,里面的食物就会倾出,那情形一定狼藉不堪。’这就是说,那些脚本来就不胜重任。我听说需要竭尽全力才能举重的人,不能委以重任。我恳请您另选贤良,并依据各自的才能让他们分管有关事务,使之各有余力。诚如此,凡事就能获得成功。其四,我听说《礼记》上曾说:‘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搞旁门左道而扰乱政治者必须杀头。’孔子说:‘沿袭旧的习惯、制度,何必改作。’我发现这么多年来,改作的实在太多了。至如范威改作漏刻仪,十年也没成功;赵翊改进尺秤,历时七年才定下来;公孙济研制医方,迂腐荒诞,结果耗资巨万;徐道庆根本就不懂地理,白白地耗废国家的俸禄;常明更改历法,历经数载;王渥更改官名与物名,曾使许多文物失去了标准和法度;张山居本来就不知道星位,此前在太常寺指手划脚;曹魏祖也不知北斗,而今居然官居太史。他们这些人没有谁不是凭借可怜的迂见,妄自尊大,沽名钓誉,且相互诋毁、欺蒙的。我请求从今以后,如有这类情况的,如其言得不到验证,必须加以重罚,庶可使他们有所畏惧,不敢轻率地上奏简章。“

结怨苏威

当时苏威权兼数司,而先前曾隐居武功县,所以何妥说他自负有傅岩、滋水之气,以此引起皇上注。何妥书上奏给隋文帝后,苏威对他怀恨至极。

开皇十二年(593年),苏威定考文学,又与何妥互相诋毁、攻击。

苏威勃然大怒说:“没有何妥,不必担心无国子学博士!”何妥应声说:“无苏威,也不必担心无人管理国家大事!”因此,何妥与苏威有矛盾。

考定钟律

之后,隋文帝命令何妥考定钟律,何妥又上表奏道:”我听说人世间光明,就会产生礼乐;地府幽冥,就会产生鬼神。那么,能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能和礼乐相比。我又听说礼乐推行到一定程度,就会使人民无怨无争,拱手之间天下即可安定,这就是礼乐产生的效应。我听说,音乐有两类:一类是奸声,另一类是正声。大凡奸声动人,就让人增长邪气,邪气进一步扩展,淫乐于是产生了。正声动人,就会产生顺气,顺气进一步扩展,和乐于是产生了。所以好的音乐一旦风行,就会使伦理清白,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安宁。孔子说:‘抛弃郑声,疏远奸人。’因而郑、卫、宋、赵之声一出现,对己则可以引发邪恶,对外则伤害他人。所以,宫调泛滥就会荒淫,他的国君也变得骄奢淫逸;商调泛滥就会产生邪恶,官员们也就贪赃枉法;角调泛滥就会产生忧患,百姓就会有怨愤之心;徵调泛滥就会产生哀怨之情,那么国家必定会祸事蜂起;羽调一乱会出现危险,那么国家一定财源匮乏。如果五调都乱了,那么离国家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魏文侯问子夏说:‘我恭恭敬敬地听古乐却想睡觉,听郑国、卫国的音乐反而不知疲倦,这是为什么呢?’子夏回答说:‘一般说来,古乐以《文始》为先,《大武》为后,常听古乐可以修养身心,治理家国,并使天下平均。郑国、卫国的音乐,因为是邪恶之声,所以常常扰乱纲常,如果沉溺其中,不可自拔,就会混杂子女,不分父子。现今您所问的是乐,而所爱的是音。

乐与音固然相近,但不相同。作为一国之君,要谨慎对待自己的好恶。’考究古人制定礼乐的动机,不只是让人悦耳而已。旨在让君臣在朝廷内同听,那么,君臣就没有不和睦、亲近的;在乡里同听,那么,长幼就没有不和顺的;父子在家中同听,那么,就没有不和睦亲近的。这就是先王制定礼乐的道理啊!所以,只懂得声色而不懂得音乐的,是禽兽;只了解音乐而不知道音乐的,是普通平民。所以,董钟大吕、弦歌干戚,童子都能跟着跳舞。真正通晓礼乐的只有君子!对于不通声乐的,不可和他谈礼乐;对于不懂音乐的,不可和他谈礼乐。一个人如果通晓了音乐,就差不多达到最高境界了。商纣王为政无道,太师抱上乐器投奔周文王。晋平公寡德,师旷因此特别珍惜音乐,不肯弹奏。上古的时候,没有音乐,只会拍肚皮,以脚跺地,乐在其中。《易经》上说:‘先王制作礼乐,目的是为了推崇道德,向天帝表明耿耿忠心,并同时祭祀祖宗。’至于黄帝作的《咸池》、颛顼作的《六茎》、帝喾作的《五英》、尧作的《大章》、舜作的《大韶》、禹作的《大夏》、商汤作的《大护》、武王作的《大武》,从夏朝以来,因年代久远,只留下名称,乐声听不到了。从商代到周代,音乐集中在《诗经》中。所以,从圣贤以下,大多通晓音乐。譬如伏羲氏减瑟、周文王足琴、孔子击磬、子路弹瑟、汉高祖击筑、汉元帝吹箫。汉高祖初年,叔孙通因袭秦人制定了汉代宗庙里所使用的音乐。

迎神于庙门时,奏《嘉至》乐,如同古代迎神时所奏的音乐。皇帝进入宗庙,奏《永至》乐,以合行走时的节奏,如同古代的《采荠》、《肆夏》乐。乾豆上献,奏登歌之乐,如同古代的清庙歌。奏完登歌乐,奏《休成》乐,以赞美鬼神之祭。皇帝在东厢坐定后,奏《永安》乐,以赞美礼仪的完备。《休成》、《永至》二曲,为叔孙通所作。汉高祖庙奏的是《武德》、《文始》、《五行》舞乐。春秋时,陈国公子完投奔到齐国,陈国人是舜的后裔,因此,齐国也就有了韶乐。因此,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后,竟觉得数月不知肉的滋味。秦始皇消灭齐国,得到齐国的韶乐。汉高祖继而灭秦,韶乐于是传到汉,只不过高祖将它改名为《文始》,以显示不因袭前人。《五行》舞本是周代《大武》乐,始皇改名为《五行》。到汉孝文帝时,又制作春、夏、秋、冬四时舞乐,以显示天下平安和顺,四时风调雨顺。孝景帝时依据《武德》舞创制《昭德》舞,孝宣帝又依据《昭德》舞创制《盛德》舞,虽然几易其名,然而大多沿袭秦代。

到了魏、晋时期,所采用的都是古乐。魏初三朝皇帝都创制过乐辞。自从永嘉年间王室迁移,京城倾废,乐声传到南方,因此,古乐大备于江南。宋、齐以来,及至梁代,所行礼乐之事,还是古乐。三雍、四始,当时的确盛行。等到侯景篡权反叛,乐师四处分散,其四舞、三调都流传到北齐。北齐人虽然知道传授,但得到后并没有用在宗庙朝廷上。

我年轻时就爱好音律,留心于管弦。现在虽然年事已高,差不多都还记得。当东土平定,乐师返回家园,我前去进行查访,果真说是梁人所教。现在《三调》、《四舞》都有一些能手,虽然他们不算很熟练,但也很有些雅声。如果让他们教习传授,还可使古乐流传。然后,将它们收集起来,摘其精要,根据发展情况加以增减,重新确定好的名称。歌颂皇上的盛德,将雅正之风传于后世,这难道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谨抄录三调、四舞的曲名,另制作一些其他的歌辞。其中有些声曲流宕,不能用之于朝廷的,也一并附在后面。“奏表上给隋文帝后,隋文帝又命太常寺归何妥管辖。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及《革卑》、《铎》、《巾》、《拂》四舞。在此之前,太常寺所流传的宗庙雅乐,几十年来只作大吕,废弃了黄钟。何妥又认为这种做法违背了古人的初衷,于是上奏隋文帝请求再度使用黄钟。隋文帝下诏命令众臣讨论,众臣都同意这种做法。

恩遇日薄

不久,何妥的儿子何蔚做秘书郎,犯罪应当斩首,隋文帝同情他,减免了他的死罪。从此对何妥的恩遇日渐淡薄。

开皇六年(587年),何妥出任龙州刺史。当时,常常有一些背着书箱四处求学的人,何妥都亲自给他们讲学。他写了《刺史箴》,雕刻在州门外。任刺史三年后,因病请求还京,隋文帝有诏同意。

后又主管学事。当时,隋文帝让苏夔在太常寺任职,参与商定钟律。苏夔提出了一些建议,朝中官员大都赞同,惟有何妥不赞同,常常揭苏夔的短处。

隋文帝让朝中官员再议,朝臣大都反对何妥。何妥又上密奏给隋文帝,指陈得失,大抵说的是时政得失,并指责当时的朋党。于是,苏威和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都因此获罪。

后被任命为伊州刺史,何妥没去上任。不久,又被授为国子祭酒。死于任上。谥号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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