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费孝通从清

费孝通出生江苏吴江,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也是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毕业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伦敦大学,毕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著有《文化论》、《人文类型》、《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作品。费孝通曾获得赫胥黎奖、《大英百科全书》奖等荣誉,于2005年逝世,享年94岁。人物生平图片 1费孝通 1910年11月2日,费孝通诞生于苏州府吴江县一个重视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六岁入吴江县城的第一小学,后转入振华女校就读。1923年,转入东吴大学附属一中。1924年开始发表文章。 1928年,高中毕业,升入东吴大学,攻医预科,想成为一名医生,悬壶济世,救死扶伤。后受进步思想影响,于1930年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获学士学位。毕业后受梁漱溟先生之邀,到山东邹平县参加乡村建设工作。 1933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研究生,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人类学系,师从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成为中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 1935年,费孝通与王同惠结为伉俪。同年,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取得该校公费留学资格。出国前偕王同惠赴广西实地调查,在瑶山迷路失事,王同惠身亡,费孝通受伤。翌年费孝通返乡休息,准备出国。在此期间,去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 1936年秋,费孝通抵英,师从布·马林诺斯基完成博士学业,根据其在吴江的调查结果写出论文《江村经济》。该书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国际人类学界的经典之作。 1938年,费孝通从英国返回中国,任教于云南大学,成立社会研究室开展调查工作。 1939年,与孟吟女士结婚并生下一女。 1938年至1946年,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其间,于1943年赴美国学习访问。 1944年,费孝通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曾任清华大学教授。 1945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投身于民主爱国运动。 1946年11月访问英国。 1947年,到清华大学任教。 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52年~1957年,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1955年,到贵州进行民族识别,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1956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组织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费孝通与黄现璠都是调查组的负责人,又同是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 1958年2月1日,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作出了“罢免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的决议。费孝通曾说:“失去知识分子等于失去民心。”文革期间,吴文藻夫妇、潘光旦和费孝通在中央民族学院二号楼翻译《世界史》和《世界史纲》,这是他们四人最后的相聚时光。 1957年3月24日,费孝通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发表在《人民日报》,被划为“右派”。同年反右运动,费孝通被错划为中国著名的大右派,是人类学界、民族学界的著名五右派(吴泽霖、潘光旦、黄现璠、吴文藻、费孝通)之一。 1972年,回到中央民族学院,和吴文藻、谢冰心等翻译海斯及穆恩的《世界史》和韦尔斯的《世界史纲》。 1979年,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着手重建中国社会学。 1980年,在美国丹佛获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并被列为该会会员。 1982年,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1986年2月,费孝通写了《小商品,大市场》文章,使得温州人的形象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 1994年,费孝通第二次考察温州,再次发表《家底实创新业》。 1998年,费孝通就温州三次发文《筑码头闯天下》。三篇文章。 1988年,费孝通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同年费孝通获《大英百科全书》奖。此后费孝通先后对中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代表民盟中央就所调查的每个区域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既符合当地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具体建议,为改善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协调发展提供智力支持。90年代中后期,在继续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开始进行一生学术工作的总结,并结集出版《费孝通文集》。 2005年4月24日22时3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费孝通与杨绛图片 2费孝通 两人相识于苏州振华女中,当时追求杨绛的男生很多,费孝通也是其中一个,不过杨绛对他并没有那方面意思。后来,杨绛去了清华大学,为了防止她被“抢走”,费孝通还特意让好友孙令衔到处宣传“杨绛已有男朋友”。后来,杨绛和钱钟书走到了一起,她还特意写信给费孝通,告诉他自己已有男友。费孝通但是年轻气盛不服气,还找杨绛理论。最后他得知杨绛的男友就是大才子钱钟书,这反而刺激了费孝通的进取心,希望通过努力向杨绛证明自己。 后来,杨绛与钱钟书喜结连理,费孝通也娶了才女王同惠,双方关系还是很不错的,甚至钱钟书和费孝通都关系不错。费孝通的夫人子女 王同惠出生河北肥乡,毕业于燕京大学,是费孝通的第一任夫人,两人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结婚,证婚人是司徒雷登。新婚不久后,两人前往广西瑶山做社会调查,费孝通误入陷阱,王同惠则在寻求救援时不慎坠崖落水而死,两人结婚不过108天。 1939年,费孝通经过哥哥费振东的介绍,娶了第二任夫人孟吟。两人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孟吟陪费孝通经历了各种困难曲折,始终不离不弃。虽然孟吟来自农村,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但她却是个通情达理、很有教养的女子。 1940年,费孝通与孟吟的女儿出生了,为了纪念发妻王同惠,他们给女儿取名费宗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费孝通从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费孝通乡土中国 《乡土中国》是一部研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的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 这里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生作用。搞清楚我所谓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具体的中国社会。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工具。 该书是由费孝通先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乡村社会学”课程内容辑录而成。在此书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人物评价图片 3费孝通 真诚坦荡的大家风范:费孝通热爱祖国、追求光明的赤子情怀,矗立起一座高山仰止的丰碑。1938年,他带着强国富民的愿望从英国学成归来,便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45年11月25日晚上,费孝通在西南联大演讲,面对着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断电、甚至开枪,他站在会场的最高处呼喊:“不但在黑暗中我们呼吁和平,在枪声中我们还要呼吁和平”。1946年1月,他与其他教育工作者联名致函正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保障民主权利。(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尤兰田) 志在富民的崇高境界:我们要学习费孝通志在富民、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崇高思想境界。20多年间,费孝通七下甘肃定西、30余次到江苏吴江调查,足迹遍及祖国。费孝通一生著作等身,如今他的这些文字已成为我们宝贵的思想财富。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生动演绎了中国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崇高理想追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张宝文) 费孝通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他在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富民强国。他以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殚精竭虑,不懈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高尚的品格、无私奉献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图片 4 姓名:费孝通 国籍:中国.江苏吴江 年代:1910- 职位:社会活动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
费孝通(1910~ ) 
  社会活动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江苏吴江人。1930~1938年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研究院和英国伦敦大学学习,获博士学位。此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顾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长期从事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著有《江村经济》、《禄村农田》、《 生育制度 》、《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从事社会学五十年》、《费孝通社会学文集》、《记小城镇及其他 》、《 边区开发与社会调查 》、《 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等。1980年度获应用人类学会的马林诺夫斯基名誉奖;1981年获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赫胥黎奖章;1982年12月被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授予荣誉院士称号 ;1988年 获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奖。费孝通是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副主席 ,全国人大第七、八届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编者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费孝通晚年的思想核心,可以归纳到“文化反思”和“文化自觉”上,这是其一生认识文化、研究文化的必然结果。“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在生活各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是它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面他化’。

内容提要:费孝通先生修炼学问的内功,在新中国民族研究工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他关注现实问题,致力于少数民族的发展研究,发现、提出多元一体格局、文化自觉、文化资源三大创新理论。费孝通是特殊的历史机遇造就出来的一位大学者,社会科学的应用与中国现代化是他平生学术研究的主题;实践以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是他的一生追求。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一个不断适应的文化自觉的过程。费孝通的工作性给我们的启示应当是:所谓纯学术未必是学者的真经,人类学、民族学的前程贵在应用。关键词:费孝通;工作性;文化自觉

费孝通;文化;研究;中国;民族;诺斯基;调查;学术;社会人类学;变迁


编者按

费孝通先生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去世时,新华社电讯稿中评价他为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我国已故的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中,被称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者,只有费孝通一人。费先生学术造诣深厚,一生中还积极参与国家、社会活动,做出了特别的贡献。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担任过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可以说是位参政人物。他在世时和去世后,人们对他的学术和参政评价不一,主要的争议在于他究竟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是学者还是政治人物?[1]有人说他亦政亦学总关情。[2]费先生的一生,确实与中国政治结缘,有被打成右派的折磨,也有作为国家领导人的风光。参政和他的学术确实纠葛在一起,剥离出他的纯学问似乎有点难。其实,说白了,就是由于一种纯学问价值观才造成对费先生学术评价的困惑。作为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为中国的民族学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正是他在中国民族研究中身体力行的工作性的结晶。一、师承功底深厚 悟得应用真传费孝通先生1928年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学医,受当时革命思想的影响,于1930年转学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1901-1985)先生,这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起点。吴文藻在1926年就举起社会学中国化的大旗,致力于人才培养。费先生在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10周年大会上说吴文藻先生尤其注重培养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3]吴文藻是费孝通步入学术殿堂的启蒙老师。费孝通晚年回忆说:我在燕京三年,大部分时间用来自己读书,并跟吴文藻先生比较接近,我读了他书架上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书。我什么书都想念。这几年的阅读打下了我基本知识的基础。[4]费孝通跟随吴文藻,不仅打下受用终生的学问基础,还确立了矢志不移的研究方向。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时,为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宏图,开始着手改造脱离中国实际的社会学。吴老师把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功能学派引进到中国来,实际上也就是想吸收人类学的方法,来改造当时的社会学,这对社会学的中国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促进。[3](P.379)吴文藻先生将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引进社会学所阐发的真知灼见,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指明了一个明确而具体的研究方向,对于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做出了独树一帜的贡献。[5]正是在吴文藻先生倡导、提携下,费孝通进入了人类学、民族学的广阔天地,打下社会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社区调查研究的坚实基础,受用终生。费先生说:1930年我转学燕京大学师从吴文藻老师学习社会学。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认识到要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吸收西方人类学实地调查的方法和着重现实的分析是一条比较踏实可行的路子,因此我在1933年升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史禄国老师学习人类学。[6]1933年费孝通在吴文藻的力荐下,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专攻人类学。费孝通说:在吴先生看来首先要学会人类学方法,于是想到了就在燕京大学附近的清华大学里的一位教人类学的史禄国教授。燕京和清华两校是近邻,但是要送我去从史氏学人类学却不是那么方便。吴先生为此先说服了清华的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在1933年招收学人类学的研究生,更重要的一关是要说服史氏愿意接受我这个研究生。[7]费孝通能够进如愿以偿进清华学人类学,也与他的另一位恩师潘光旦先生的帮助分不开。费先生自己说:我进清华研究院是一生中的一件重要机遇。这个机遇的得来是得益于潘(光旦)老师说服清华社会学和人类学系同意招收人类学的研究生,这在当时是件破例的创举。[8]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建立于1926年,学校确定社会学与人类学并重的发展原则,将社会学系扩名为社会人类学系。1930年开始增聘教授,续招新生,扩充课程,并按课程的性质分为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类学等。1932年,更名为社会学及人类学系。1933年增设社会研究部。其间曾培养出唯一的一名研究生,即史禄国教授指导的费孝通。[9]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作为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他留下的700余万字作品是一个时代的宝贵记忆。本文作者将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经历概括为:“从实求知看世界,三级两跳论中国,差序格局说乡土,多元一体求认同,志在富民是心愿,城乡边区重行行,文化自觉强九州,和而不同安天下。”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始终贯穿着他所倡导的“从实求知”精神和“志在富民”的抱负,很好地解决了理论和实际、学术和应用、高深和普及的关系。他的学问对国家有贡献、对人民有关怀,对社会有用处、对学术有意义,为后辈树立了为学为人的标杆。

学人小传

费孝通(1910—2005),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清华大学研究院。1936年至1938年留学英国,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接受马凌诺斯基教授的指导,专攻社会人类学。回国后,他一直从事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状况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写的《江村经济》(即《中国农民的生活》)、《乡土中国》,是第一次将社会人类学的方法用于研究现代农村的著作,深受社会学界、人类学界的好评。曾任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1987年到1990年,我有幸跟随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专业方向是边区开发。在从事民族研究的近三十年历程中,我对恩师的民族研究思想亦步亦趋,也总陷于一城一地的局部领悟状态。蓦然回首,我才发现,费孝通先生从来不是孤立地研究民族问题,他从“民族”这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入手,或者说以此为线索,不断推进对人类文化的认识,其终极目的是研究如何让社会更美好。他以社会人类学的独特视角,不断提升文化研究的内涵和外延,在“志在富民”的表达下,为中国实现现代化而不懈努力。

费孝通14岁就开始发表文章,但真正谈文化却是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其毕业论文《亲迎婚俗之研究》旨在根据地方志材料记载,找出婚嫁时“亲迎”习俗在中国的分布状况,从而思考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变异。同年,他又发表《中国文化内部变异的研究举例》一文,指出“研究社会变迁实是在比较不同的文化状态而追寻其过程罢了。所以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势必从它的文化状态开始”。此时,他谈的文化,已是社会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了,不仅正规,而且联系中国实际,在当时比较超前。

费孝通的文化思想首先得益于他的大学老师吴文藻。当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非常流行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而且不断开展社区研究的实地调查,在当时世界社会人文研究领域内都算得上领先。1936年,吴文藻赴美参加哈佛大学一百周年校庆,正好遇上了马凌诺斯基。他向这位功能学派大师介绍了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嫁接的新探索。

听完吴文藻的介绍,马凌诺斯基非常兴奋,说中国了不起,走得这么前卫,同时也知道了正要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的费孝通。因此马凌诺斯基一回到英国,便从他的大弟子弗斯手中接管了费孝通,亲自指导其攻读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费孝通与弗斯也从师生关系变成师兄弟关系,分别为马凌诺斯基一首一尾的两大弟子。

费孝通原本想以大瑶山的调查材料撰写博士毕业论文,弗斯却认为江村调查对中国研究更有代表性,由此也奠定了费孝通成功的机缘。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给予费孝通系统的社会人类学训练,他几乎借阅了吴文藻所有的私人藏书,打下了较为宽泛的学科基础。1933年的那篇本科毕业论文,标志着费孝通真正理解了文化是什么,文化一定要有三要素,是广义而不是狭义的。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吴文藻向清华大学推荐了费孝通。1933年,费孝通成为清华人类学系唯一的硕士生,师从史禄国。史禄国是俄国著名人类学家,长期从事西伯利亚及通古斯文化调查研究。他给费孝通制定了六年的学习计划,从体质人类学开始,然后是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力求把他培养成为一名通才。

1935年,费孝通按规定可以毕业了,并被选派准备去英国留学,史禄国也因故结束了清华的教学生涯。但六年计划只实施了两年,史禄国建议费孝通出国前先去搞一个田野调查。因此,在吴文藻和史禄国的推荐帮助下,费孝通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开启了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

这次调查对于费孝通的学术发展很重要,可以说是他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的起点;这次调查也非常悲壮,王同惠因为救他而长眠于大瑶山。2005年,受费宗惠和张荣华的委托,我有幸带领学生做了大瑶山70年的追踪调查,出版了《大瑶山七十年变迁》一书。2014年,借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创新项目,我又率队做了大瑶山80周年变迁的追踪调查,于2015年出版了新书,并召开了专题学术纪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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