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钱穆与胡适都有自己的看

个人生活

图片 1钱穆夫妇 钱穆曾担任过北京大学、西南联大、齐鲁大学、云南大学等多个高校的老师,他还创办了新亚书院,是当之无愧的学术界泰斗、“一代宗师”。 钱穆为什么与胡适不和 钱穆与胡适二人的不和,根本原因是在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那个时候,钱穆还没有出道,只是苏州中学的一名老师。有一天,胡适受到苏州中学的邀请前去演讲。来演讲之前,一位叫陈天一的老师向胡适推荐了钱穆,并对胡适说,如果去了苏州中学,一定要见见钱穆。 演讲当天,胡适看到了坐在第一排的钱穆,于是便让他上台就座。当时钱穆向胡适请教两本讨论《史记·六国年表》的书,因为钱穆自己找了很久都没找到,这才向胡适请教。但是没想到这个问题胡适也答不上来,整个现场气氛不免有些尴尬。当时出了这么一件事后,胡适由于尴尬下午就离开了苏州,两人之间的不和谐也是就此开始了。 后来钱穆来到了北大历史系教书,这与同在北大任职的胡适就要无可避免的发生正面冲突了。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关于老子出生时间的问题。钱穆与胡适都有自己的看法,两个人都不肯想让,在众人面前争得面红耳赤。但是从这件事开始,两人之间的争论从学术问题上渐渐转移到了人格功击上,这实在是让人觉得不可理喻,毕竟他们二人都是为人师表的人。 钱穆与傅斯年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评。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道”。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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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妻子是无锡后宅邹氏,1928年去世,婴儿夭折。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是史学大师钱穆80高龄后的回忆文字,记录了平生亲友的点滴事迹,全书充满了温情。唯独关于胡适的回忆,似乎都是较为负面的。这实在是奇事一件,因为胡适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实在是个大好人,在人格修为上几近完美。胡适能让钱穆80多岁依然耿耿于怀,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经过大量的史料研究,以及胡适日记的披露,这里面竟然包含了巨大的隐情,甚至连钱穆本人都未参透。

第二位妻子叫张一贯,1929年在苏州与钱穆成婚。张一贯是一位知识女性,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曾做过苏州北街第二中心小学校长。她为钱家生有三子二女(钱拙、钱行、钱逊、钱易、钱辉)。“抗战”时钱穆流转西南,只身一人而去;1949年南走广州、香港,亦是一人而去,不免有一点为学“弃家”之嫌。他的子女全由张一贯一手带大。

胡适与钱穆的名字有几次是并列放在一起的。一次是燕京大学任教时。钱穆对教学楼S楼、M楼的英文名表示不满,向当时校长司徒雷登提意见,司徒雷登采纳其建议改为中文名,征求师生意见后,一楼改为“适楼”,一楼改为“穆”楼,此为胡适跟钱穆的名字来命名,成为一时佳话。另外一次是1949年8月,毛泽东在新华社论中点名“胡适、傅斯年、钱穆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两人同时“中枪”,可谓誉则同之,谤亦随之,却又不甚相和,到底怎么回事?

第三位妻子是胡美琦,江西南昌人。胡美琦曾在厦门大学教育系读书一年,1949年来香港,在新亚书院求学,成为钱穆的学生。

性情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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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钱穆本来并不是一个量级的人物。胡适博士作为早期留美归国人士,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年少成名、名满天下的时候,钱穆还只是一名小学教师,后来通过努力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胡适与钱穆第一次见面就发生了不愉快,至少钱穆认为是这样。当时胡适应邀到苏州中学访问,与身为教师的钱穆第一次相遇,钱穆即向胡适请教,提出了一个先秦史料方面的问题,恰好胡适又不太了解,所以未置可否。此事钱穆在回忆录中提及,认为自己初见面就以生僻问题相询,有些不礼貌。而胡适日记中没有提到此事,可能胡适没有在意。

1950年暑期,胡家迁居台北,不久她也去了台湾,在台中师范学校(今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任职。新亚书院创办之初,为了筹集办学经费,钱穆常常奔走在香港与台北之间。

在北大任教期间,钱穆曾向胡适借阅《求仁录》一书,由于是孤本,胡适非常宝贝,让钱穆随其到家里的保险箱中取出给了钱穆。钱穆猜测,胡适这么做的目的可能是让其知道这本书很宝贵,但又碍于身份不便于口头说明,所以才要使用这种方式。钱氏回忆录中提及此细节,似乎认为胡适内心有些阴暗。

1952年4月16日,他应旧友朱家骅的邀请,在淡江文理学院新落成的大楼惊声堂为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学会作演讲。讲演方毕,突然屋顶塌陷,水泥块直击他的头部,他头破血流,几乎丧命。

钱穆曾说,胡适在北大期间只拜访过他一次,还是关于解聘蒙文通一事,钱穆说了几句好话,希望保留教职,胡适似乎没听进去。钱穆认为,胡适仅有的一次登门访问自己,内容还是一个人事罢免问题,而且蒙文通和钱穆关系不错,为此感到有些齿冷。

此后数月,钱穆一直在台中存德巷养病,得到了当时在台中师范学校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的悉心照顾,这为成就他晚年一段美满姻缘打下了伏笔。1952年秋,胡美琦进入台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学习,毕业后来香港。

在钱穆的印象中,“胡适世俗之名既大,世俗之事亦扰困之无穷,不愿增其困扰者,则亦惟远避为是。”认为胡适不是一个静得下心来做学问的人,自己敬而远之。而事实上,在北平近8年的交往中,两人时有通信往来,钱曾视胡适为学界领袖,还多次到胡适府上拜访。所谓“惟远避为是”云云,应是出自后话。

1956年1月30日与钱穆结为夫妇。胡氏未育,著有《中国教育史》等书。

北大刚开设“中国通史课”,胡适的学生傅斯年主张由多名教授分别讲授,但钱穆坚持应该由他一人从头讲到尾。傅斯年虽有不满,但还是勉强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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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商务印书馆邀请胡适编一中学国文教材,胡适考虑到钱穆有中学教书的经历,就找到钱穆提议合编一书,结果钱穆表示,自己一个人编书就可以了,让自以为一片好意的胡适碰了一鼻子灰。

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有这样一则记录,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钱伟长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钱伟长的名字即出于钱穆之口。

综合来看,钱穆虽然在学术上够有灵气和悟性,但缺少情商是肯定的。对于有知遇之恩的胡适,在有些事情上显得过于“任性”了。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余英时、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著名物理学家钱伟长是他的侄子,幼年时亦受其教,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学术分歧

晚年专致于讲学与著述,虽目力日弱仍随时提出新观点,赖夫人诵读整理出版,谦称为《晚学盲言》。

有句老话叫做“英雄不问出处”,放在钱穆身上是最合适不过了。钱穆虽然早年担任小学、中学教员,但天分极高,加上极为用功,进入北平学术界之前,已有多种著作出版,他早年最重要的著作《先秦诸子系年》还未出版,就已得到浏览此稿的顾颉刚、蒙文通等人的击节称道。1930年,钱穆35岁时完成《刘向歆父子年谱》,印证了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谬误,因此轰动了学界,被陈寅恪誉为“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同时引起了胡适的注目和肯定。

自学成才

客观的说,钱胡二人在史学研究上是互相启发、互相进步的关系。1928年夏,钱穆应苏州青年学术讲演会的邀请作《易经研究》一演讲,他在演讲中公开声称,他的研究方法正是采用了胡适“层层剥笋式”的方法进行的,并宣称这是“一个比较可靠而可少错误的新方法”。同时,钱穆的研究成果也让胡适有了很大的启发。作为现代疑古运动的首倡者、古史辨派的坚定支持者,胡适最终由“疑”转“信”,钱氏著作起了较大作用。胡适在193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记道:“昨今两日读钱穆先生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他不信《新学伪经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驳之。”由此看来,胡适对于钱穆在先秦史学研究上的功力认可,一定不是泛泛的客套之辞。北大学生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就可以了。

钱穆是一步一步靠自学铸造辉煌的典范,他从20世纪初期的江南乡村走出来,靠自学成为当时北京大学最著名的三教授之一。

学术研究引发争议是难免的。当时北京学术界讨论先秦问题十分热烈,胡适主张如《史记》记载,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他们的观点主要基于文字习惯和义理的推测。据说在一次教授会上,二人相遇,钱穆对胡适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适回答说:“钱先生,你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连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虽然钱穆的在学术上的攻势咄咄逼人,要让名满天下的胡适认输,但胡适还是很民主地让学生们自己通过独立思考后进行自由选择。胡适曾说过“自由的基础在于对异己的容忍和包容,如果没有异己的容忍和包容,自由只能是一己之私者的贞节牌坊,民主更是你是民我是主的文字游戏。”在现实的学术讨论中胡适也确实是这么身体力行的。事实上,老子跟孔子在历史上谁先谁后,学术界至今没有定论。

钱穆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做过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授,又成功地创办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他的弟子遍及海内外,邓广铭、何兹全、严耕望、余英时等钱门学子也已誉满学界。

钱穆曾邀请胡适为他早期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作序。胡适很欣赏此书,但对于老子的年代问题是不赞同的。大概由于此因,胡适最终没有如钱穆所愿为《系年》作序。但他仍写信向商务印书馆负责人推荐此书,对钱穆扎实的学术功底和精深的考证功夫表示佩服。

与钱伯圭

人事之争

钱伯圭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可勿再读。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此番话给当年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余此后读书,伯圭师此数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其实钱穆在学术上分歧最大的是傅斯年,由于傅曾执掌北大和中研院史语所,这个就牵涉到了钱穆的聘用和职称问题。钱、傅之间经历了“蜜月”到决裂的过程。一开始,因为胡适的推重,曾是胡适学生的傅斯年也很看重胡适,对钱氏的《系年》、《年谱》很欣赏,请钱穆到他主持的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每次接见贵宾,傅斯年还向客人郑重介绍:这就是写出《刘向歆父子年谱》的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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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从一个没读过大学的中学教师,破格成为燕京大学讲师,旋又成为北大副教授,除了顾颉刚的倾力推荐,胡适、傅斯年对其也有知遇之恩。

与燕大

胡适、傅斯年有惜才、爱才之名,但钱穆未必领情。由于研究路子不同、见解分歧等原因,钱穆对胡适和傅斯年的学术研究水平颇不服气。一方面,此时的胡适因名气太大、身兼多职,导致人情冗务缠身,在学问上用力不够,在与钱穆的争论中,只能处于被动防守,找不到证据时,往往推到方法上;另一方面,钱穆眷恋中国传统文化,对胡适、傅斯年从西方引进的研究方法不屑一顾,基本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东北事变后,傅斯年报国心切,撰成《东北史纲》一书,力证东北自古乃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以回击日本学者的谬论,因做得仓促,史料上出了点纰漏,钱穆带头讥笑。这本来于国于民是一件好事,结果钱穆纠缠于细节问题,给傅斯年当头一棒,这就惹恼了傅斯年。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燕大是当时中国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燕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燕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

钱穆没有上过大学,更没有海外留学经历,也不懂外语,涵养极高的胡适当然不会把这个问题作为缺点提出来。而傅斯年就不同了,1940年后即声称从来不看钱穆的书,并嘲笑钱穆仅有的西方知识都是从《东方杂志》上抄来的。傅斯年为人个性刚强、快意恩仇、乾纲独断,年轻即担当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等一系列重要职务。抗战胜利后,各校北归,此时傅斯年主持北大校政,原属北大的教授都被召回,唯独没有给钱穆发聘书。钱穆备感失落,晚年述及此事,颇耿耿于怀。回不了北大,钱穆只好混迹于无锡江南大学等学校,他从前的学生欲追随他前来江大就读时,他忙回信制止,称江大学风薄弱,贸然转学无益。但此事也不能全怪傅斯年,早在西南联大时期,钱穆即跟随顾颉刚突然跳槽至齐鲁大学,跟他们一起离开的还有几个中研院史语所的干将,使一些重要研究课题被迫中断,让傅斯年十分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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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确知的是,让钱穆更加耿耿于怀的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评选,那时傅斯年早已逝世。在大陆如火如荼开展批判胡适运动同时,蒋介石虽不喜欢胡适,但为了显示自己的“有容乃大”,1957年把落魄的胡适从美国请到台湾,担任“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长。此时,从香港辗转来到台湾的钱穆,欲参加“中央研究院”新一届院士的评选。胡适雅量高致,提名钱穆竞选院士,可是开审查会议时,原本傅斯年的同僚,“考古派”的李济负责审查,他说钱穆反对胡适,不能提名他竞选院士。胡适说,我们选举院士要根据学术著作,不应该扯到个人恩怨上去。结果李济又用钱穆没有正式大学毕业的资格提出否决,胡适没有继续争取,因此钱穆不得提名。钱穆未获院士提名,当然要把这笔账算到院长胡适身上。

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未悉何义?此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

以今天的学术地位论,钱穆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综合考评其著作分量和研究水平,基本可以占据四大史学家之首的位置,当时在台湾居然连一个小小的院士都评不上,岂不怪哉?

与胡适

其实早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1948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的第一次院士选举时,因为有傅斯年具体操办,选出了81名院士,钱穆就未列其中。

钱穆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力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钱穆在苏州时,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适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胡适于1962年逝世。在他的“中研院”院长任上,进行过三次院士选举,钱穆始终没有成为院士。不管胡适的声望有多么高,总是也不免让人疑惑了。因为钱穆的学术成就,不少学者觉得应该把钱穆选上,台湾学者李敖也说过这件事很不公平。到1966年,72岁的钱穆才第一次被提名。但这一次钱穆断然拒绝。这颇有点像萨特拒绝诺贝尔奖的意思。因为此时的钱穆早已是史学界的泰山北斗,此类迟到的提名,对他来说一是无关痛痒,二来觉得反感。一直到了1968年举办第八次院士会议,钱穆才终于跟自己的内心和长眠地下的敌人妥协,同意提名,当选院士。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

从钱穆角度来看,钱穆对胡适无非是学术之争、口舌之争,似无关痛痒。而胡适及弟子傅斯年的所作所为,却对钱穆真正伤到了深处、痛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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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弟子严耕望认为,胡适对于钱穆当选院士的消极影响多少是有一些的。从30年代到40年代,胡适对钱穆的好感逐渐降低。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代掌北大,只因观点的不同而不聘钱穆是没有道理的。胡适正式接掌北大后,并没有改正傅斯年的这一决定。相较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胡适这方面的气魄是不及蔡的。

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与傅斯年

也许真相不是这么简单。如果仅仅是学术之争、人情冷暖,以我们了解的胡适,按照胡适的胸怀,恐怕不至于此。真相恐怕是钱穆自己都未曾想到过的,这个必须从胡适的日记和他的思想中去探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贺麟三人结伴,自天津海行,南下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也吸引了大批学生,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思想鸿沟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抛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评。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二人终于未能成为真正的“同道”。至此,钱穆告别了北大,与傅斯年分道扬镳了。

胡适的优势在于视野的广度。他是近代史上中国少有的具备世界眼光的人。他的作用主要是开风气先,引领中国的文学改良、文艺复兴,一变中国几千年的文体。把中国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在学林中始终保持了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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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优势在于研究的深度。他仅仅通过研究普通的经史,就能找出中国历史兴衰的关键,理清思想的脉络。他一生以“为故国招魂”为己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深,近世罕见其匹。黄仁宇说,“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

由于钱穆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请。他往返于各地之间,在几个大学讲学著述;1947年,家乡的江南大学正式成立,应荣德生先生之邀,翌年春,出任江南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一职。

但是胡适和钱穆之间还是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这才是胡适为什么要跟钱穆划清界限、压制到底的原因。

与吕思勉

这个要从钱穆的大作《国史大纲》瞧出一些端倪。在日寇侵华时期,1939年钱穆的《国史大纲》正式完成。一经面世即成为了当时各个大学通用的历史教科书,在学生与知识分子中间起到了积极的民族文化凝聚作用,同时也奠定了钱穆史学大家的地位。当时的大学者陈寅恪还跟友人说:近日推荐看一篇大作,《国史大纲》的序文。这篇序文写得极富感情,大意是要“对本国已往历史充满温情与敬意”。同时,该书不点名地批驳了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史学研究方法。傅斯年表示对钱穆的书不屑一看。

钱穆是国学大师,晚年的时候,他曾写了一部《师友杂忆》,书中,有一部分章节记述了自己的教育经历,其中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读中学时的一次考试。

二战期间,胡适在大洋彼岸做驻美大使,他在1943年10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张其昀与钱穆二君均为从未出过国门的苦学者,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拥护极权的态度亦颇明显。”

那是一次地理考试,只有4道题,满分100分,每道题25分,钱穆拿到试卷后,从第一道题开始审题,审到第三道题的时候,他兴奋了,原来啊,这道题的内容是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曾读过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所以看到这道题之后,便情不自禁地开始答题,而且不是“为了答题而答题”,完全是兴之所至,洋洋洒洒地尽情挥毫,早已经忘了自己当时是在考场上。

胡适是彻底的民主自由人士,少年即留学美国,充分感受了西方民主社会,对中国古代专制集权认识极为深刻,认为中国历史整体上是一部黑暗史、专制史,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根源。他写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认为: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这篇文章表明,当中国处在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转型时代,,胡适作为一个兼具传统士的精神和现代公知情怀的现代大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历史传统的根子存在问题,所以提出宁可全盘西化或者充分世界化的主张,也不同意采取折衷的保守方式。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总算把这个题目答完了,便从头到尾开始检查,可就在此时,交卷的铃声响起,可他只顾着全神贯注地答第三道题,余下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写,但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悻悻地把卷子交了上去。

而钱穆在所有的作品中都高度赞扬中国古代的传统制度、传统文化,处处褒扬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优越,甚至认为科举制就是变相的西方选举制。这些主张,显然跟胡适的主张有云泥之别。而且随着钱穆的地位不断上升,《国史大纲》等著作占据教科书的位置,这是胡适这样主张民主自由的人士所不愿看到、也无法容忍的。这已经不是学术的较量,而是救国与误国的区分。所以,胡钱二人是必然要分道扬镳的。钱穆迟迟无法当选“中研院”院士也就可以理解了。胡适、傅斯年这样有美国文化背景的人士是不可能让一个“维护专制、反动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钱穆来占领这块阵地的。

按照常理推算,钱穆的这次考试,是不能及格了,因为他只答了1/4的题,即使那道题给他满分,他也只能得25分。可是,卷子发下来后,钱穆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75分!

只是,钱穆大师直到晚年,在回忆录中还在计较一些交往细节,却没有想到他和胡适之间存在的巨大思想鸿沟,这才是他们一生恩怨纠缠的根源。

原来,负责这次判卷的是史学大师吕思勉,吕先生看到钱穆的卷子后,发现他虽然只答了一道题,但这道题答得特别出色,论证合理、充分,对于一个中学生,能做到这一点,实在是难能可贵。吕先生素有爱才之心,他就钱穆的这道题写了长长的批语,对钱穆的答案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不足之处,并给出了75分的成绩,使钱穆仅凭一道题就及格了。由此可以看出,作为评卷人的吕思勉,并没有按照僵化的规定去评卷,而是用灵活的方式,对学生的创造力进行鼓励。

新亚岁月

1949年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钱穆虽没有赴台,却也因为忧心时局,与不少知识分子经广州去了香港。

在香港,自认是流亡知识分子的钱穆,除在徐复观主持的《民主评论》发表文章外,又与谢幼伟、唐君毅、崔书琴等学者,借用华南中学在九龙伟晴街的课室三间,筹办“亚洲文商夜学院”,实现为中国人办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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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秋,上海商人王岳峰斥资在九龙深水埔桂林街61—65号购得新楼三楹,供作新校舍。占地虽不大,也无图书馆,但亚洲文商从此由夜校改为日校,并更名为“新亚书院”,钱穆出任院长。

钱穆虽在港办学,并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随着蒋介石在台政务与各项文化建设逐渐展开,钱穆多次受邀赴台讲学,传授中国文化与历史精神。

抗战时,钱穆就数度于四川晋见蒋介石,谈及理学与历史。蒋介石托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邀他到重庆中央训练团演讲,素有交情。钱穆创办新亚书院后,蒋介石不但亲自邀请钱穆去台一叙,而且由宋美龄、蒋经国招待,同时指示台湾行政当局每月拨给港币3000元,供新亚纾解资金困境。前后达4年,直到耶鲁大学提供新亚书院补助为止。1950年之后,钱穆大约每年受邀到台湾演说或与蒋介石小叙。蒋经国多会作陪。钱穆曾考虑在台兴办新亚书院分校,但因未获国民党支持而不了了之。

王耀武舅子孙鼎宸举家来港,每周必出席新亚书院的学术讲座,不仅每次必到,而且每次必录。因其不惮絮烦记录详尽,积录成书,历次讲稿竟编为《新亚学术讲座》,“是为新亚有出版之第一书”。1953年秋,新亚研究所成立,孙鼎宸入所学习,遵钱穆之嘱编《中国兵制史》一书,亦为新亚研究所诸生出书之第一部 。

1956年钱穆为新亚书院争取到美国方面每年2.5万美元的补助,解除了新亚书院的经济危机。

与港中大

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新亚书院、崇基书院、联合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中文不是语文的意思,而是文化之意。据说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坚持,“不如叫中文大学”。

钱穆还坚持必须由中国人担任校长,为此曾与港英政府斡旋良久,“(我)所争乃原则性者,他日物色校长人选,余决不参一议。”当时港英政府派来商议的英国人富尔敦,通粤语,读中国书,曾说钱穆“君心如石,不可转也。”当时,钱穆期待的是,自此中文在香港再不受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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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这首广为流传的《新亚校歌》,歌词是钱穆亲自写的。“香港原来是殖民地社会,钱先生办了新亚,才有一个学校专门来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历史,这个影响很大。后来新亚成为香港中大的一部分,确实也有很重要的意义。”钱穆心心念念的,是中国在那个年代仍然无法统一,“他说作为中国人,我们怎么能不站在中国人的立场?”

当年新亚在三座书院中名声最大,港英政府十分倚重。钱穆提出的所有条件,几乎全被接受。除了校长由中国人担任,校名定为“中文大学”,他还与富尔敦约定,新亚研究所将成为香港中大“第一研究所”,并写入新大学创建法规中。

但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钱穆称需要时间进行学术研究,露出倦勤迹象。另一方面,中文大学呈现集中发展的趋势,成员背景复杂,办校理念与钱穆主张应联合书院成立大学组织的想法相左,一时引发议论。钱穆多次请辞不成,只好向新亚书院请长假表态。1965年6月,钱穆正式辞去新亚书院校长之职,结束在香港办学16年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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