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沙国际:旨在讲求实治实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

唐甄原名大陶,生于四川省达县,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政论家,与遂宁吕潜、新都费密并称“清初蜀中三杰”,又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并为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唐甄生平事迹不详,《潜书》是他的代表作;他批判封建专制,提倡社会平等,大胆批判专制君主,是清初经世致用之学的积极倡导者。唐甄于康熙四十三年逝世,享年75岁。人物生平 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後更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生於明崇祯三年,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得年七十五岁。生平事迹颇隐晦,《四库总目》至将《衡书》著者「唐大陶」及《潜书》著者唐甄别为二人。幼年随父宦游,历吴江、北京、南京。顺治二年南京城破,父子避难浙江绍兴。顺治十四年丁酉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十月,遍游河北、河南、湖北、浙江、江苏等地二十馀年,後困於江苏,仍志在天下,冀为王者师,著述不辍。1962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潜书》,後附编者李之勤〈唐甄事迹丛考〉一文,最称详实。生平及著述: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後更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生於明崇祯三年,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得年七十五岁。生平事迹颇隐晦,《四库总目》至将《衡书》著者「唐大陶」及《潜书》著者唐甄别为二人。幼年随父宦游,历吴江、北京、南京。顺治二年南京城破,父子避难浙江绍兴。顺治十四年丁酉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十月,遍游河北、河南、湖北、浙江、江苏等地二十馀年,後困於江苏,仍志在天下,冀为王者师,著述不辍。1962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潜书》,後附编者李之勤〈唐甄事迹丛考〉一文,最称详实。唐甄的主要观点 政治主张 第一,封建君主没有推行富民政策,而实行的是忘民、虐发、害民之政,因而“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潜书·存言》)。 第二,封建官吏横行掠夺民众财产,他们坐视民众疾苦不救,贪婪谋取一己私利。 第三,沉重繁多的赋税,加重了民众生活的困苦。 第四,财源枯竭,贷币量少,导致了财贷无法流通,“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 他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历30年而成的《潜书》中。是书不仅奠定了唐甄在清初启蒙思潮中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当时的儒学思想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心性学说 他继承发扬了从孟子到王守仁的尽性事功的心学思想,尖锐批判了程朱理学末流只谈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习。 唐甄最为推崇孟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具体地涵盖了“圣人之治天下”的理论。他又认为,自孟子以后,最能领悟圣人之学的人,当推陆九渊、王守仁二人。因此,他在继承了孟子的“尽心知性”和王守仁的“致良知”的心性思想上,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心性理论。 经济思想 唐甄在经济生活方面,原有土地七十亩,可收租四十一石,江南税重,要纳赋税二十石,去其收入一半,不足维持家计。遂卖去土地,以所入款项六十多两银,从事商贩,遂得粗安。同时,由于其祖父唐自踩“居官廉,多惠政,尤振兴文教”,父亲唐阶泰,刚毅明达,“当是时,朋党附势相倾”,而“参议独立无所与”,唐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环境的教养下,他的做人,出处进退,如凤皇芝草,他的为文,提出了许多进步的经济政治观点和主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了。唐甄怎么死的 唐甄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得年七十五岁。生平事迹颇隐晦。人物评价 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皇帝也是人,没有什么神秘,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尤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不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他们为了夺取皇位常常无故杀人,残害百姓。提出了“抑尊”,即限制君权的主张,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们具有同皇帝及其他权贵作斗争的权力,以 “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使皇帝有所顾忌。唐甄还发展了产生于先秦的民本思想,强调民是国家的根本,离开了民,便没有国家的政治。他认为儒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定乱、除暴、安百姓。如果儒者不言功,只顾自己,那就同一个匹夫匹妇没有什么区别。 唐甄的民本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在唐甄思想深处,仍把国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贤明君主身上。他说:“天下之主在君,君之主在心。”唐甄提出的为君之道仍然没有跳出儒家的思想圈子。

金沙国际 1 姓名:唐甄 国籍:中国(清朝) 年代:1630-1704 职位:清代初期重要的社会启蒙思想家
唐甄(公元1630—1704年),原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甄,别号圃亭,四川达州(今四川达县)人。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中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为官仅10个月因“逃人诖误”而去职。   
   
唐甄是清代初期重要的社会启蒙思想家。他的一生“困于远游,厄于人事”(《潜书·潜存》),虽生活贫困潦倒,仍然专心究治天下之法,志在彰扬圣人之道。他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历30年而成的《潜书》中。是书原为《衡书》13篇,“衡”表示“志在权衡天下”之意,后因“连蹇不遇”,只得将其潜存起来,遂加以补充,改名为《潜书》。《潜书》共97篇论文,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学术,重在阐发“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之学;下篇论政治,旨在讲求实治实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术。潘耒称其“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潜书·潘序》)因此,《潜书》“上观天道,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潜书·潜存》)是书不仅奠定了唐甄在清初启蒙思潮中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当时的儒学思想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甄的著作尚有《春秋述传》、《毛诗传笺合义》、《潜文》、《潜诗》、《日记》等,然除其中若干诗文尚存外,其余或已失传。   
   
金沙国际:旨在讲求实治实功抑尊富民的治世之术,他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一、抑君富民的社会启蒙思想   
   
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批判,以及由此出发提出的具有初步民主意识的政治主张。他不仅继承发扬了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的经世传统和批判精神,而且具体提出了救治社会弊端的实际措施。   
   
(一)批判封建专制,提倡社会平等   
   
金沙国际,唐甄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主张。   
   
唐甄认为,在自秦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封建君主,不仅是掠夺天下人财富的最大盗贼,而且是惨杀天下人生命的罪恶凶手。他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潜书·室语》)唐甄明确而尖锐地指出,封建君主至尊权势的取得和专制极权的统治,是建立在杀天下之人、掠天下之财的残暴野蛮行为上的。他指出,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就是一部“杀人如麻”、“血流漂杵”的悲惨历史。他说:“周秦以后,君将豪杰,皆鼓刀之屠人。”(《潜书·止杀》)“盖自秦以来,屠杀二千余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盗贼之毒至于如此其极哉!”(《潜书·全学》)唐甄认为,虽然“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之大手。”(《潜书·室语》)暴虐君主是残害天下人的罪魁祸首,他们并非什么“德比唐虞,功过汤武”的仁君圣人,而是“惨刻少恩,谲诈无实”(《潜书·仁师》)的独夫民贼。唐甄进一步揭露说,窃国屠民的残暴无道的封建君主,是导致国家动乱、民众涂炭的根源。他说,自秦以来,“君之无道也多矣,民之不乐其生也久矣”(《潜书·鲜君》)。民之不乐其生,源于君之无道。他指出:“治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小人”、“女子寺人”、“奸雄盗贼”乱天下,皆由君之无道所致,“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潜书·鲜君》)。对于这些祸国殃民、恶贯满盈的封建君主,唐甄慰藉则厉言:   
   
其上帝使我治杀人之狱,我则有以处之矣。匹夫无故而杀人,以其一身抵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无故而杀人,虽百其身不足以抵其杀一人之罪。(《潜书·室语》)   
   
他指出,即使以极刑去处死暴君昏主,亦难以抵其屠戮祸害天下人之罪。   
   
唐甄又无情痛斥了专制制度下的封建官吏的残暴罪行。他指出,遍布四海的贪官污吏,不仅不去推行贤明君主的善政,而且日夜猎取天下民众的财富。他们“明于家而昧于国”(《潜书·存言》),莫不谋私而贪利。对于贤君的善政,他们“上以文责下,下以文蒙上”,不去躬行实施,相互欺瞒推诿,对于民众的疾苦,他们坐视不救,弃置不顾,“虽田园荒芜,庐舍倾倒,而不一顾也;虽父兄冻饿,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潜书·柅政》)唐甄指出,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其害甚于穷凶极恶杀人越贷的盗贼匪寇。他说:   
   
穴墙而入者,不能发人之密藏;群刃而进者,不能夺人之田宅;御旅于途者,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诛焚者,不能穷山谷而遍四海。彼为吏者,星列于天下,日夜猎人之财……如填壑谷,不可满也。夫盗不尽人,寇不尽世,而民之毒于吏者,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潜书·富民》)   
   
因此,“天子宽仁而恤民”,四海民众仍困穷,天下依旧难治理,皆是“公卿之过也”(《潜书·存言》)。他说:“天下难治,人皆以为民难治也,不知难治者,非民也,官也。凡兹庶民,苟非乱人,亦唯求其所乐,避其所苦,曷尝好犯上法以与上为难也!论政者不察所由,以为法令之不利于行者,皆柅于民之不良,释官而罪民,此所以难以与言治与。”(《潜书·柅政》)他进一步揭露说:“天下之官皆弃民之官,天下之事皆弃民之事,是举天下之父兄子弟尽推之于沟壑也,欲治得乎!”(《潜书·考功》)因此,对于残害弃虐百姓的贪官污吏,必须尽行革除,严惩不殆,“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重工业刑匿狐鼠、养豺狼之官”(《潜书·权实》),“刑自贵始,自宠始,自近始”(《潜书·卿牧》)。   
   
唐甄在对封建君主官吏的残暴罪行的揭露批判中,深刻地认识到,无道君主的专制统治,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导致了国家社会的动乱和四海民众的穷困,然其最终根源,则在于自秦以来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因此,唐甄提出了抑制君主至尊权势、倡导社会人人平等的政治启蒙思想,阐述了救治现实社会政治弊端的具体措施。   
   
唐甄彻底否定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抑君之尊的政治主张。他提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潜书·抑尊》),“天子虽尊,亦人也”(《潜书·善游》)。封建君主并不是什么“天地大神”,而只是天下众生中的普通一人。但是,由于封建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和总揽一切的绝对权势,因而导致了“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的神圣光环,出现了“人君之贱视其臣民,如犬马虫蚁不类于我也”(《潜书·抑尊》)的至尊威势。唐甄指出,君主的至尊地位和绝对权势,必将导致君主势尊而自蔽,贤人退而治道远。因此,只有抑制君主至尊权势,才能避免政治腐败黑暗,民众不遂其生的社会弊端。他认为,抑制君主至尊权势,首先要加强提出公卿民众 政治权力,允许臣吏谏政于朝,士人议政于学,庶人谤政于道。同时,还要在中央政府设制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的“六卿”职官,限制和约束君主的至尊权势,使他们敢于“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其次,唐甄指出,君主必须自觉抑制自己的尊威权势,“位在天下之上者,必处天下之下”(《潜书·抑尊》)。在政治活动中,君主则要平等地对待臣吏百姓,“接贱士如见公卿,临匹夫如对上帝”(《潜书·善施》),虚心地接受臣民议政,“勿己之是,惟道之归”,“人无贤愚,皆我师也”(《潜书·六善》)。在日常生活中,君主则要“处身如农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贫士”(《潜书·尚治》),“贵为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妇处之”(《潜书·去奴》),与民同情,从民所欲。唐甄严厉地指出,君主如果不能抑制自己尊威权势,一味残暴不义,无道于民,那么,历史的发展趋势,必将彻底摧毁君主的权力地位、身家性命。到时,“虽九州为宅,九川为防,九山为阻,破之如榷雀卵也;虽尽荆蛮之金以为兵,尽畿省之籍以为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潜书·远谏》)   
   
唐甄还批判了封建纲常伦理,提出了社会平等的初步民主思想。他指出,“圣人定尊卑之分,将使顺而率之,非使亢而远之”(《潜书·抑尊》)。但是,封建专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伦理纲常,却完全背离了圣人设尊卑之分意在“顺而率之”的社会作用;而忠孝仁义的“美德”“大伦”,却由于人们“不正其心,不得其方”(《潜书·破祟》),而成为致人于死地的祟害。因此,唐甄对于封建纲常伦理道德,提出了大胆的怀疑和否定。他指出,“天地之道故平,平则万物各得其所。及其不平也,此厚而彼薄,此乐而彼忧”,政治地位的不平等,经济生活的不平等,伦理关系的不平等,必将导致天下的动乱,人间的残杀。人生来本是平等相同的,圣人设尊卑之分意在“顺而率之”,但专制社会却造成了人僮“亢而远之”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故唐甄强调,人们之间,无论是在政治、经济、伦理关系上,都应当破除封建纲常伦理之祟,实现君民、夫妻、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平等相同。这样,才能避免专制社会的弊端危害,促进社会的进步发展。唐甄抨击封建专制、倡导社会平等的启蒙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   
   
(二)主张实治实功,倡导富民立国   
   
唐甄的社会启蒙思想,还表现在他提出了“治道贵致其实”、“立国惟在富民”的政治主张。   
   
唐甄在自身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深刻地认识到,国家社会的动乱黑暗,民众生活的艰难困穷,就在于统治者没有采取实行、实事、实治,以致富于民的政治措施。民众生活的困穷原因,还在于“为政者不以富民为功”(《潜书·考功》)。这表现在,第一,封建君主没有推行富民政策,而实行的是忘民、虐发、害民之政,因而“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潜书·存言》)。第二,封建官吏横行掠夺民众财产,他们坐视民众疾苦不救,贪婪谋取一己私利。第三,沉重繁多的赋税,加重了民众生活的困苦。第四,财源枯竭,贷币量少,导致了财贷无法流通,“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潜书·更币》)。唐甄在探讨了民众穷困的原因之后,提出了致富于民的政改措施。   
   
唐甄指出,民为国家邦本,为政首在富民。“国无民,岂有四政!封建,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潜书·明鉴》)只有民众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发达;如果民众贫穷困苦,必将导致国家灭亡。他说:   
   
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自古未有国贫而可以为国者。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若编户空虚,虽府库之财积如丘山,实为贫国,不可以为国矣。(《潜书·存言》)   
   
因此,立国之富不在国库财富充盈,而在民众生活富裕。   
   
唐甄强调,“治道贵致其实”(《潜书·权实》),实在致富于民。他说:“财者,国之宝也,民之命也,宝不可窃,命不可攘。”(《潜书·富民》)财用是生民之命、国家之宝,因此立国之道惟在富民。唐甄具体提出了致富了民的各种措施。   
   
首先,为政当以富民为功,力除弃民虐民之政。他认为,国家的政治方针当以富民为宗旨,“其举事任职虽多,不过使不困穷而已”,“虽官有百职,职有百务,要归于养民”(《潜书·考功》)故唐甄特别强调致富于民的实治实功,指出“为国以图治,论功以举贤,善民以论功,足食以养民”,“养民之道,必以省官为先务”(《潜书·省官》),却除暴虐于民之害官,重用养民的廉能贤才,“廉者必使民俭以丰财,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举廉举才,必以丰财厚利为征”(《潜书·考功》)只有君主官吏皆去推行实施实治实功的富民政策,民众的生活才能富裕。   
   
其次,唐甄提出了因其自然之利,发展多种生产的富民主张。他说:“海内之才,无土不生,无人不生”,只要“因其自然之利而无以扰之,而才不可胜用矣”(《潜书·富民》)唐甄否定了“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要使四海民众真正富裕,就要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多种生产。他认为,养民富民首要在于大力发民农业,还要全面发展商业和手工业,“为政之道,必先田、市”(《潜书·普施》)。他指出,“山林多材,池沼多鱼,园多果蔬,栏多羊豕”(《潜书·达政》),农林牧渔全面发展,才能实现民众富裕。同时,唐甄大力提倡种桑养蚕的纺织业,主张通过商品流通,提高民众生活水平。   
   
第三,唐甄提出改革贷币,促进流通的商业措施。他指出,以白银作为贷币,限制了财贷的交换,阻碍了商业的发展。“夫财之害在聚。银者,易聚之物也。”要促进商业的繁荣发展,实现民众的生活富裕,“救今之民,当废银而用钱”(《潜书·更币》)。因此,唐甄认为,用铜钱取代白银,商品交换才能更好地得以进行,并可消除白银易聚之弊,发挥贷币的流通作用。   
   
二、尽性事功的心性学说   
   
唐甄思想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在对传统儒学的反思认识中,提出了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学说。他继承发扬了从孟子到王守仁的尽性事功的心学思想,尖锐批判了程朱理学末流只谈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习。   
   
唐甄最为推崇孟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具体地涵盖了“圣人之治天下”的理论,“甄虽不敏,愿学孟子焉。”(《潜书·潜存》)同时,他又认为,自孟子以后,最能领悟圣人之学的人,当推陆九渊、王守仁二人。孟子、陆九渊、王守仁为什么能够执圣学之枢、得圣人之道,唐甄认为这就在于他们的尽性事功心性之学。他说:“尧舜以来,传道以传心”(《潜书·宗孟》),唯有知心,才能得识圣人之道,这是学问之道的入们。因此,他在继承了孟子的“尽心知性”和王守仁的“致良知”的心性思想上,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心性理论。   
   
他认为,良知、心、性是一个东西,综合为“道”,“道由心致,不由外致”(《潜书·格定》),“天地与道际,心与天地际”(《潜书·敬修》)。他说:“性统天地,备万物”,“心具天地,统万物”(《潜书·良功》)。性即是仁义礼智的四德之道,“四德我自所有,非由外铄”,以仁义礼智以合于天地万物,即是尽心知性,始乃尽性事功。他认为,“良知可致,本心乃见,仁义礼智俱为实功”,实功即表现为“仁能济天下”,“义能制天下”,“礼能范天下”,“智能周天下”(《潜书·宗孟》)。   
   
唐甄指出,尽性事功就是以仁义礼智四德的心性,以合于天地万物,这是儒学思想的本质特征,经世致用、救世治民才是圣人之道的根本宗旨。他说:“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若儒者不言功……但取自完,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乎?”(《潜书·辨儒》)因此,他既批判了道家只重“养生”和佛家但求“明死”的出世思想,又着重揭斥了程朱之学“但明己性,无救于世”的空疏陋习。   
   
唐甄认为,尽性与事功二者不可割裂,而是彼此统一的。他说,“修非内也,功非外也”,“自内外分,仲尼之道裂矣,民不可以为生矣”(《潜书·良功》),“修身治天下为一带,取修身割治天下,不成治天下,亦不能修身”(《潜书·性功》),不修其身,不能治天下;只修其身,亦不能治天下。尽性与事功是相互统一彼此融合的,裂一而不得其半。故他认为,程朱之学实能穷性之原,有功于儒家学说的发展,但它只言心性,不重性功,“精内而遗外”(《潜书·有为》),“彼能见性,未能尽性”(《潜书·性才》),有违于儒学的根本宗旨。他们“终日言性,而卒不识性之所在”(《潜书·宗孟》),“今于内其精致,于其外若遗若忘……名为治世,实非治世,即非尽性”(《潜书·性功》)唐甄指出,程朱之学,舍治世而求尽性,既不能尽己之性,亦无益于社会民生。   
   
如何尽性事功?唐甄提出了性才合一的思想。他说:“世知性德,不知性才”,性与才二者同出一源而不可分,“尽其本体,其才自见”,才即是性的功能和作用。因此,尽性即其尽性之才,发挥出性的功能和作用,言性必言才,言才必事功。他认为,不能尽性事功,就是其才没有发挥作用。“四德无功,必其才不充;才不充,必其性未尽。”唯有尽心知性,始能充才事功,“心不明,则事不达;事不达,则所见多乖,所行多泥”(《潜书·性才》)。   
   
唐甄指出,尽性表现为事功,事功依赖于尽性,“性不尽,非圣;功不见,非性。”(《潜书·有为》)仁义礼智四德不是体现在性本身,而是体现在性才上,通过性才的作用,体现在对天地万物的事功上。故他说:“仁之为道,内存未见,外行乃见;心知未见,物受乃见。”(《潜书·性才》)事功乃是尽性的表现和目的,“事不成,功不立,又奚贵无用之心,不如委其心而放之。”(《潜书·辨儒》)因此,唐甄特别重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说,他说:“知行为二,虽知犹无知,虽致犹不致。知行合一者,致知之实功也。”(《潜书·知行》)知行合一就是尽性事功;尽性事功才是儒者为学之道,才现儒学治世之用。他说:“我尽仁,必能育天下;我尽义,必能裁天下;我尽礼,必能匡天下;我尽智,必能照天下。”(《潜书·性才》)唯有尽性事功,才能展示儒学“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成己成物、内圣外王之道。总之,唐甄的思想对近代社会启蒙思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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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无民,岂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奈何见政不见民也!

【清】唐甄:《潜书》


句意:国家要是没有民众,哪里有四种政事呢!疆土靠民众来巩固,国库靠民众来充实,朝廷靠民众来尊重,官府靠民众来供养,为什么只看见政事而看不到民众呢!

四政:即指封疆、府库、朝廷、官职四事。

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省达州(今通川区蒲家镇)人。中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政论家,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同称“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著作主要有《潜书》。

《潜书》仿《论衡》之体,初名《衡书》,意在权衡天下;后改名为《潜书》,意为潜而待用。清末国学大师章太炎称此书上接孟子、孙卿、王守仁,下启戴震。现代学者称此书是我国启蒙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开后世资产阶级思潮之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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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社科院原哲学所所长陈德述教授对唐甄思想情有独钟,从1962年大学毕业起研究唐甄50多年来,他专门写了《从唐甄思想的特点看它的现实意义》一文,分析了唐甄思想的现实意义。要揭示唐甄《潜书》中“所蕴藏的深层意义”,不能“让这些思想就这样地沉睡”,要对“唐甄的思想在现代社会里得到重新评价”,要认识它的现代意义,让它为现代社会服务。在学术演讲和专题讨论,各国学者都不同程度地阐述了唐甄思想的现代意义,揭示出它的普世价值。总的来说,唐甄的思想在当世及后代的影响,与顾、黄、王三大思想家家比较起来,相对暗淡些,但是他提出的许多大胆的观点,像批评奴性、经世致用、男女平等、言论自由等等,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熠熠生辉。

一代思想家 唐甄故居令人忧

唐甄(1630-1704),出生于四川达州的著名思想家唐甄(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达州市通川区蒲家镇人)。唐甄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是我国明末清初先进思想的一面旗帜。唐甄是唐瑜的十一世孙,他提出的的“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兴军强国”的军事思想、“富民兴邦”的经济思想、人人接受平等教育的“平民教育”思想是其主要思想精华,闪耀着熠熠光辉。中宣部、国家教委把唐甄思想收录入中国《一百位杰出思想家》一书,海南出版社出版的198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唐甄亦名列其中。唐甄思想于1999年已经正式编进全国普通高中历史第三册教科书(《人民出版社》2009年再版第三册第一专题明末清初的思想活跃局面第21页)。唐甄一生拥有启蒙元勋、民主先驱、市民哲学家、平民政论家、农贾经济家、兵学军事家、诗人等头衔,是达州历史上彪炳史册的最具影响力的一位历史文化名人。一生著述颇丰,呕心沥血三十载而成的《潜书》是其主要代表作,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号称为猛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的两面旗帜,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深远。梁启超曾将唐甄的《潜书》评价为中国历代圣人思想的一个总结,认为它凝聚着“东方哲人智慧的精华,实在是醒人之良药,逆耳之忠言”。唐甄思想在百度百科等搜索引擎上,有关唐甄思想的相关内容达239万多条。曾在山西长子担任过10个月知县,因与上司意见不合被革职。后曾经商,因赔本乃流寓江南,靠讲学卖文维持生活。

中山寺后有一座当地百姓称之为“天子墓”的大冢,传说中的是建文帝坟墓。墓地上中下三个平坝,上坝36平米,中有一塔,高约一丈五尺,直径六尺。中坝15平米,下坝较小。据邓高介绍,民国时期,下坝被砸开,他曾从砸开的下坝进入察看,是七尺宽五尺进深的空间,推门进去是长宽各为一丈二尺的一间石屋,过道两侧有三根石柱撑着顶盖,再进去是六角形的长横房,正中放着一个长方桌,桌上是六角上旋的宝塔顶,有石蜡做的装饰花灯,传说有暗器保护的十二道门后,才能进入主墓。敬望着这杂草丛生、凄萎凋零的“天子墓”,我们无不为这位曾经的皇帝而哀鸣。

蒲家镇、龙滩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这次考察调研工作,并表示一定要对各位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认真研究,也敬请大家为唐甄故里的发展和中山寺旅游文化打造献计献策“把脉问诊”,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服务。(达州市宣汉唐甄唐瑜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办公室)

君不死竞归,臣不归竞死,抚膺悲宇宙,梵钟莫识他乡魂。

7月6日,夏日炎炎、酷暑难耐。达州市一批专家学者、文朋诗友,再次奔忙于通川区乡村,穿越于历史烟云,满载而归,难以释怀。

有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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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研究唐甄思想的是已故达州藉学者秦继国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唐甄,于200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唐甄思想研究文集》。四川文理学院中文系程碧英教授,对唐甄研究颇有建树,撰写了很多研究文章,2009年9月应邀出席了日本举办的“唐甄思想的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2008、2009连续三年的达州市人代会期间,张亦军等人大代表相继三次提出关于切实重视和研究唐甄思想文化的议案,建议达州市在研究唐甄方面建立研究机构、出版研究文集、建立唐甄纪念馆、召开研讨会等。2010年,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这个“议案”的办理,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召开了“纪念杰出思想家唐甄诞辰380周年暨唐甄思想文化研讨会”,成立了“达州市文化发展研究会唐甄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创建了网上“唐甄纪念馆”,出版了现代版唐甄《潜书》和《唐甄思想文化研究文集》。2012年成立了达州市宣汉唐甄唐瑜思想文化研究中心”。2018年12月唐瑜古墓和龙滩乡中山寺古建筑一同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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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25日,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组制作专题片《古墓背后的秘密》,向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报道建文帝魂落中山寺之谜,引起舆论轰动。2019年7月6日,1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组织专家学者到唐甄故里和中山寺考察调研采风特别具有意义。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当朝皇帝居然生死不明,亡无确切出逃路线,死无确切葬身之地。尽管历史上有人试图搞清这个谜,可是600年来一直未破解。出亡之谜未破,其后人倒是有几支一直在衍生。孰真孰假,这在史学界一直是个讨论不清的谜。这个生死不明的皇帝就是朱元璋钦定的大明帝国第二代国君建文帝朱允炆。“明朝建文帝下落之谜”是中国历史上四大悬案之一,也是明朝历史“第一悬案”。传说中建文帝魂归福建省宁德市上金贝村、湖南省永州新田等地都留下了建文帝下落假说,究竟在哪里,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达州---中山寺。

当天下午,考察组一行从龙滩乡出发,翻过1016米的大罗山,驱车两小时来到了通川区蒲家镇。我们来到了距镇政府5公里的蒲家镇旭坡村石朝门唐甄故里——唐家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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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瑜,这个始终与朱元璋、朱允炆、朱棣、郑和等绕不开的情节,他们之间有何关系?为什么入川?身负何种特殊的使命?这些难解之谜至今还在探索研究中。唐瑜,字敬鼎,浙江兰溪人。朱棣老师,明朝开国儒臣。中国近代百名思想家之一唐甄的十一世祖,达州市第一位帝师。

“靖难之役”后,朱棣称帝。据说建文帝因战败下落不明,成祖朱棣坐卧不安,衣食难寝,下令务必要找到建文帝,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于是,成祖组织了大量的“别动队”到国内外搜寻。担心惠帝从海上流亡他国,便委派郑和七下西洋找寻;户部给事中胡炎则奔波于浙江、湖北、湖南、云南和四川等省,足迹遍布国内州郡。为了不打草惊蛇,最好的办法是悄悄派人去监视。派谁去呢?思来想去,朱棣觉得恩师唐瑜是最佳人选。同时派武将王清暗中保护唐瑜,一文一武接到朱棣的密诏后,不顾年老体弱,义无反顾地绝对执行秘密命令监视落难中山寺当和尚的建文帝朱允炆。据道光十八年《唐氏族谱》记载,永乐十二年,唐瑜任官分职,游宦入蜀,寓夔至达迁东邑,因见其土地肥沃,风光旖旎,定居前河兰木沟(今南坝镇鲲池官池坝)。据推测,这时唐瑜入川,实际上是为巩固学生朱棣的政权,行钦差大臣之命而以游宦入蜀之名作掩护,辗转来到东邑前河兰木溪(今宣汉县南坝镇鲲池官池坝)。唐瑜逝世后,葬东邑前河东溪口(今宣汉县南坝镇东阳溪)北坡河口台地佳城退步响堂,夫人熊氏与此共墓。王清终老葬在通川区犀牛山脚下(现因职教园区建设迁往宣汉东乡插旗山),死后永不回京。

同行的人们带着对思想家唐甄的崇敬,期待着这位思想家唐甄故里能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一到唐甄故里--唐家大院,真是大跌眼镜,无不为之惋惜。大家看到,昔日辉煌的唐家大院已不复存在,正面和一侧建于上世纪60年代的几间木质瓦房,东倒西歪,透风穿墙,凋零破败。只有一进院门存在的一根立柱、一截石墙和完好的石板院坝还能依稀可辨当时气场。采访当地村社干部和村民,都不知道他们所处地还出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还有这样一位达州历史上彪炳史册历史文化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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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瑜入川,身负特殊的使命。举家迁到宣汉,当然是有原因的,而且非常神秘,神秘得让我们现在都只能是推测,而不敢下定论。其实,唐瑜的一生都比较神秘,他的生卒年至今都无从确证。他的存在,似乎都是为了朱棣。从1381年开始担任朱棣的老师,到1405年告老还乡,25年里,他都在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地潜心授教、辅佐朱棣。

上午10时许,一行人顶着烈日,欣赏着沿途迷人的风景,驱车来到了通川区龙滩乡中山寺。座落在通川区龙滩乡北部不足5公里处的中山寺,就是传说中建文帝的最后归宿。通过考古和论证,初步可以断定,是通川区龙滩乡的中山寺接受了明朝落难帝王的尸骨。据《明史纪事本末》《平昌县志》《乾隆达州志》记载,1420年左右建文帝曾在今邻水、平昌、通川区一带活动。永乐二十三年七月朱棣去世,朱高炽即帝位,史称仁宗,推行仁政,平凡纠错,囚放建文帝执政时的文武百官及其家奴。继后在1435-1457年间,宣宗、英宗、代宗继续推行“仁政治国,体恤民生”政策,这时的建文帝生存环境日渐宽松,不愿再屈居于望京寺,继而产生了寻求颐养天年、灵魂归宿之地,最终选择了位于通川区龙滩乡的中山寺。中山寺之所以能成为“通州第一梵刹”,是因代宗景泰年间(1450-1457)北京印秀和尚旨受入蜀,悄无声息,扩建中山寺。由此表明,建文帝行踪朝廷已是完全掌控。而今,中山寺庙宇不复存在,但中山寺的山门,清晰可见。山门左右两侧各有三幅雕刻,三幅竖联。三幅雕刻依次:“蛟龙腾跃”“凤凰展翅”“天马行空”“海马踏浪”“老龟送经书”“斗牛驮书卷”。三幅竖联左侧依次:“禅林第一门,烟浮瑞气腾,悠久并乾坤,河洛献休征”;右侧竖联依次:“梵刹无双境,日耀祥光灿,昭明同日月,凤麟彰有道”。据邓高先生介绍,中山寺座落在龙滩河上,背靠石牛山,居九台之中第五台,体现了“九五之尊”的寓意。从依稀可辨的五台庙宇建筑的台阶和寺外山门的气势,我们可以看出,昔日的中山寺何等的气派、宏伟,不愧皇家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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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建文足迹 破解历史谜因

唐甄是世界名人,堪称世界思想家、政论家和教育家。国内最早研究唐甄的是梁启超、侯外庐先生,后来激起了许多学者专家对唐甄研究的兴趣。唐甄思想早已引起国际上关注,有法文、韩文的《潜书》译本,日本正在着手把《潜书》译成日文。韩国圣山孝道大学院大学金德均教授是《潜书》上下册韩国语版的全译者,著有《明末清初的社会思想——检讨唐甄所体现的近代性》(韩国学术情报出版社·2007年),他是韩国的唐甄研究第一人。唐甄思想在日本、韩国以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法国等欧洲国家特别受推崇,曾举办过多次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9月由日本二松学舍大学东亚学术综合研究所主持召开了“唐甄思想的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有中国、日本、韩国、法国的50几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全国几乎所有的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伦理思想史,都设有专章论述唐甄思想,比如著名思想家侯外庐的八卷本《中国思想通史》有专章论述唐甄的思想。2016年9月22日《达州日报》第3版以整版的篇幅隆重推出了《挖掘唐甄唐瑜思想打造达州人文旅游“名片”》一文后,才真正揭开唐甄唐瑜思想文化的神秘面纱,才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才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通过这次考察调研,大家针对龙滩乡中山市和唐甄故里的建设发展纷纷建言献策:一是主动争取汇报支持。要积极向市、区主要领导及相关部门汇报,特别是市区宣传、文广新局等部门汇报,求得理解支持。二是定位发展主题,发挥好达州建全国巴文化高地暨蒲家唐甄故里和中山寺人文旅游这张“牌”,与乡村振兴和巴文化研究结合起来。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喊响思想家故里、明建文帝落难归属地之谜这张“名片”。建议可在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码头、景区等醒目位置宣传“唐甄故里”“揭开帝王之谜”,让国内外专家学者聚焦达州、关注达州、发展达州。同时,在达州市通川区的道路指示牌上标出“唐甄故里”“揭开帝王之谜”的路线牌。四是加大保护力度,深入挖掘历史名人遗址。按照达市委办发〔2017〕68号文件关于达州历史文化名人传承创新工程的要求,保护好唐甄故里的现状,规划恢复建设好唐甄故里。五是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实现合作共赢。六是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宣汉南坝镇是帝师唐瑜永乐十二年奉旨入川,监视避难巴蜀的建文帝,卒葬南坝东阳溪。通川蒲家镇是思想家唐甄故里,唐甄是帝师唐瑜的十一世孙。通川区龙潭乡中山寺又是明建文帝落难之地。研究唐甄思想要加强联系,密切配合,资源共享。为筹备召开达州市第二届全国唐甄思想学术研讨会做出积极贡献。

让镜头回放在九年前的那一周,3月20日由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马翔宇率队,王宝成先生领队的摄制组莅临达州,2009年3月22日,首先到建文帝隐居地之一的大竹县清河古镇、柏家乡进行拍摄;3月24日,到毗邻的另一隐居地——大竹县李家乡进行拍摄;3月25日,到毗邻的城西乡三国古道、云雾寺进行拍摄;3月26日,对《清乾隆大竹县志》、《清道光大竹县志》和《清乾隆邻水县志》等文化典籍进行拍摄。2009年3月27日,拍摄组转站到达县进行拍摄,第一站到建文帝可能隐居地之一的达县石桥古镇进行拍摄;3月28日,到明惠庙遗址、真佛山、大风高拱桥、卫承芳故里拍摄;3月29日,在达县文官所,对《民国达县志》、《平昌县志》、《通江县志》、《卫承芳家谱》、《子贞何氏家谱》等文献进行了拍摄;3月30日,到一佛寺进行了拍摄;3月31日,到龙滩乡中山寺遗址进行了重点拍摄,包括建文帝疑墓冢地宫、甬壁石刻等,并且在中山寺遗址完成了大量的采访工作。龙滩乡至今还流传着中山寺东塔林的巨大地下坟墓是“天子坟”的传说。“天子坟”原有围墙,分上中下三个平坝。民国时期,下坝被砸开,地下室内的石屋、石桌、石塔重见天日。同时,在中山寺西部至今还流传着有99座和尚墓群在证明着他们主人的前世今生。

据悉,由龙滩乡引进的招商引资企业达州市宸苑文化有限公司投入巨资打造龙滩乡中山寺因达州市备用水源建设暂缓。

祖以僧为帝,孙以帝为僧,转眼看兴亡,法席一入中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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