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维度的重新认识,文化既

  2011年10月20日至22日,中国宗教学会与浙江大学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于泰山脚下共同举办泰山综观: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发表了《泰山共识》。《共识》倡议知识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回归对宗教和中华传统文化的中肯理解和理性评价,探求宗教与传统文化为当代社会输出富有活力的价值和精神资源的可能途径,形成当代国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而完成国民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泰山共识》全文如下:

  2011年,中国宗教健康发展,为和谐社会的构建不断输出富有活力的价值和精神资源,中国社会逐渐回归到对宗教的中肯理解和理性评价,宗教学理论也逐步开启中国气象。《宗教周刊》理论版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时值岁末,本版盘点年度十大宗教学观点,涉及中国特色宗教理论、宗教关系和谐问题、宗教界自身建设、宗教界从事慈善事业、宗教经典、民间信仰等研究领域。让我们再次体悟中国政界、教界、学界的有识之士对宗教的敏锐观察、集中思考、深度分析以及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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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泰山共识   文化自觉   文化体制改革  

  共识一: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纠偏对传统文化的过激反应和处理态度,倡导尊重传统与理性回归。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应包括宗教文化

在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成功召开,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际,中国宗教学界也在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以学术的敏锐、思想的睿智来为中华文化全面发展、积极走向世界这一宏伟事业集思广益、建言献策,努力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弘扬中华文化并推动中华文化以其伟姿自立于人类文化之林而做出学术界的新贡献。

卓新平   方光华   王晓朝   李向平    

  自20世纪初叶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于传统的反思与批判不可谓不猛烈,其优长在于革故鼎新,缺点在于批判否定过甚,而继承及弘扬颇有缺失,伤乎固有文明之根基。

  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展现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方式;文化既是人民重要的精神需求,又是民族凝聚力与制造力的重要源泉。在经过30年的经济发展之后,文化建设终于摆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最前沿。

其一,对中华文化传统的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虽有一些缺陷,却仍保留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气质和典型特征,体现出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海纳百川的优点。中国人理应为中国文化上下5000多年的传承骄傲、自豪。因此,我们应该客观、理性、辩证地对待我们民族的传统,爱惜、呵护我们的精神文化遗产。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体现出破旧除垢、大胆革新的时代进步精神,但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及弘扬方面亦有不足,故需要我们深刻反思和全新诠释,这样才能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真正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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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铭记并持守了一种持续存在的精神和道德态度。对传统之革故鼎新,在于剔除其疲沓、陈旧、丧失活力之外在形式,而非改变一国一民固有之文明气质。

  魏德东在1081期(2011年10月25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宗教文化》一文中认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应包括宗教文化。在思想层面,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基本载体,是中华文化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没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惠能这些中国宗教的创始人,中华文化就是不完整的。中华文化复兴,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原则,对中国传统文化予以创造性发展,使其在中国以及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发扬光大。

其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维度的重新认识。很显然,儒、释、道曾以宗教形式或相应的宗教精神实质性地参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构建,其宗教性仍得以保留和延续。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并非与宗教无缘,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比重,甚至起着核心作用。离开了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则会变得空洞。可以说,儒、释、道与民间信仰一起构成了中国宗教的基本谱系,伊斯兰教、基督宗教等外来宗教的传入在中国传统文化海纳百川的包容中亦得到相对吸纳。这些宗教共构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宗教文化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中尤其可发挥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有着不凡影响。所以,决不能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参与及宗教维度,而必须全面、系统、透彻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并使其宗教文化内容得到积极的弘扬。

  

  然而,在对传统认识上的偏差却以为传统窒息了中华文明的固有精神,阻碍了中华文明的原始力量和自由,因此之故,以往的反传统运动尤其是文革期间曾采取了种种外在甚至是暴力的手段,造成了传统的人为断裂,乃至缺席状态,从而导致了近百年来自我身份认同的混乱,乃至道德生活和价值系统的明显失范。

  中国宗教不仅具有丰厚的思想资源,还是诸多文化的载体,创造了闻名于世的建筑、雕塑、音乐、绘画等文化成果,而凡此物质形态的文明表达,都成为今天文化产业发展的宝贵财富。在现代化背景下,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中华文明、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宗教属基本的文化载体。无论在博物馆里还是山河大地之间,或是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抽离了宗教内容与题材,都是不可取的。

其三,对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与价值体现的重新思考。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体制和框架结构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因此,让宗教在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精神生活中发挥核心作用或主要作用已不可能。宗教自身亦必须改革、创新,去除糟粕、发扬精华,以适应时代发展、体现时代精神。不过,社会主义文化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有着优秀传统的继承、外来进步因素的吸纳。在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唱好“主旋律”的前提下,宗教在当今中国仍可积极参与社会和谐、多元文化共在的“大合唱”。在我们这种和谐大合唱中,一定要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主旋律”,但同时也要有其他“和弦”、“和声”。而我们“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文化”并“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则离不开宗教的积极参与。在目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宗教无论是作为文化软实力,还是作为社会力量,都有着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因此,对宗教、宗教认识和宗教研究不能搞“斗争哲学”,而且这种方式的“斗争”违背时代发展潮流,不得人心,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在社会政治层面对宗教的态度,违背党中央关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和部署。所以,我们必须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共和谐,弘扬宗教思想文化的积极因素,使之得以有机融入当今中国和谐大家庭。这一认知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战略、对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至关重要。

  2011年10月20至22日,中国宗教学会与浙江大学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联袂于泰山之麓举办了“泰山综观: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

  为此,我们吁请:以整体性的历史眼光,从中华文明精神连续性和传承性的角度,对我们自身最为悠久和最具连续的民族传统进行重新审视,抛弃对待传统的简单和粗暴态度,纠偏传统认知上的失衡心理,以便重新发掘传统的深刻内涵及其在当今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自我定位和身份认同。

  对宗教文化自身而言,要成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时代的机遇,也是历史性的挑战。这对当代中国宗教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的要求。在思想层面,需要将宗教文化的内涵与一般大众需求做有效的链接,充分发挥中国宗教理性、人文、道德的优良传统,能够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贡献力量。在行为层面,宗教文化的产业化将是对宗教教职人员的重大考验,中国的宗教文化在现代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不仅需要高度的文化自信,更需要宗教文化的高度自觉。

总之,我们宗教学的研究是客观、科学地研究宗教,同时努力争取弘扬宗教中的积极因素和优秀传统,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繁荣、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根据十七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我们“要发挥人民群众文化创造积极性,在全社会营造鼓励文化创造的良好氛围,让蕴藏于人民中的文化创造活力得到充分发挥”,则不能忽视宗教信众,不能放弃宗教文化,不能忘掉宗教在以德治国中的积极意义,不能忽视宗教文化在我们今天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的独特作用。

  此次座谈会恰逢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成功召开、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际,其宗旨在于认真学习全会精神,在中国宗教学研究领域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以学术的敏锐、思想的睿智来为中华文化全面发展、积极走向世界这一宏伟事业集思广益、建言献策,努力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弘扬中华文化并推动中华文化以其伟姿自立于人类文化之林而做出学术界的新贡献。

  共识二:传统文化中包含有深刻和普遍的宗教性。

  各大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此次学术活动共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10月21日举办的“泰山综观: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其二是10月22日于泰山之巅举办的《泰山共识》宣读及签名活动。

  毋庸置疑,中国传统文化向以儒、释、道为主体,三者在单独提及时往往被视为宗教,有三教之称,尽管对其性质是否能被视为宗教存有重大分歧。

  10月20日至22日,中国宗教学会与浙江大学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于泰山脚下共同举办泰山综观: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发表了《泰山共识》。

  会议选择在泰山地区召开,正是为了体现和突出有“五岳至尊”之称的泰山在中华文化历史传统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意义。泰山以其厚重和博大象征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和雄壮气势。因此,以泰山高瞻远瞩之视域来综观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展望宗教文化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意义与作用,有其历史反思和全局纵览的独特性及不可取代性。

  中国传统文化并未能与其宗教性脱离干系。自汉武帝始,儒家思想首次被抬高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并日益被整合进国家和社会的权力秩序之中,从而已具有国家宗教的意义。而佛、道两教虽与世界三大启示性宗教颇有差异,却不失为建制性宗教的另一种类型。此外,儒、释、道与数千年来众多的民间信仰一道,构成了中国宗教的完整谱系,滋养和维系着中国传统社会的精神价值和道德生态,也是传统走向现代的基本文化资源和精神纽带。因此,对传统文化宗教维度之认识,是我们全面、完整地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1085期(2011年11月8日)刊载的《泰山共识》认为: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入协和、共融的各大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儒、释、道三教曾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精神和文明的大本原、大传统,以后仍将会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儒、释、道和民间信仰在内的中国传统宗教,作为一种深具潜力的、开放的文化和精神资源,其在完成现代性嬗变之时,也必将为当代社会输出富有活力的价值和精神资源,对当今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及文化战略提供有效营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积极动力。而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具有世界传播性质的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本土化、中国化,也将与中国的传统宗教形成互补格局,进而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共同探索适应现代化的途径,以体现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风范,构建共有精神家园。

  这次会议定位为国内从事宗教、文化、思想研究的学者座谈,强调其学术思考的科学性、独立性、开放性和创新性,并且突出人文学术探究与公共关怀的有机结合,以学术研究来服务、推动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为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以积极主动之态参与世界文明的进步发展提供有力条件,打下坚实基础。本次座谈会虽为小型座谈会,却得到国内学者的积极响应和海内外媒体的密切关注。与会代表有当今中国学界的著名学者和在相关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贤达,以及一批有思想深度和开拓精神的年轻学人。大家在此不拘一格、敞开思想、讨论热烈、见解深刻、新意迭出、多有共鸣。其讨论内容和涉及领域实乃对中国思想文化意义独特的巡礼,对宗教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如何定位的深刻反思。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教信仰与无神论思想并非截然对立的两极,它们互为辩证,互相补充,毋宁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共同成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宏伟图景。

  树立宗教和谐理念,推广宗教和谐价值

  与会学者讨论的议题共包括如下几个重要领域:

  共识三: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入协和、共融的各大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中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宗教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国际交往都有密切关系,宗教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宗教关系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必要条件,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宗教和谐成为时代的强音。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和统筹兼顾,又要求促进五大社群关系(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中央领导人提出探索宗教和谐理论,树立宗教和谐理念,推广宗教和谐价值。政界、教界、学界已经行动起来,努力加强宗教和谐工作,开展和谐寺观教堂创建活动,进行宗教和谐理论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宗教和谐论的创新和实践,将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提升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更好地引导宗教适应当代社会,并发挥宗教促进社会和谐、经济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宗教的论述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角度,与会学者讨论了“马克思有关从宗教批判转向社会批判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中国化”等问题;

  我们相信,儒、释、道三教曾是几千年来中国人精神和文明的大本原、大传统,以后仍将会在中国思想文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儒、释、道和民间信仰在内的中国传统宗教,作为一种深具潜力的、开放的文化和精神资源,其在完成现代性嬗变之时,也必将为当代社会输出富有活力的价值和精神资源,对当今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及文化战略提供有效营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积极动力。而基督宗教、伊斯兰教等具有世界传播性质的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本土化、中国化,也将与中国的传统宗教形成互补格局,进而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共同探索适应现代化的途径,以体现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风范,构建共有精神家园。

  牟钟鉴在1097期(2011年12月20日)发表《宗教和谐论》一文,进一步推动政、教、学三界对宗教和谐问题的思考和探讨。文章指出,宗教和谐论是唯物辩证法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新理论形态,是对苏联宗教鸦片论、宗教斗争论模式的反思和超越;中华优秀传统是宗教和谐论的源头活水,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

  二、在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其宗教发展演变的梳理上,学者们分别阐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礼与俗——传统文化的传承途径”、“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宗教宽容”、“宗教性的中华文化”、“中国穆斯林与中国传统文化”等见解;

  2011年10月22日,泰山

  文章认为,宗教和谐论的核心理念是多元平等,和谐共生。宗教和谐论的重心在于协调宗教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的综合创新。它包括了中国社会主义者从自身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宗教社会论、宗教统战论、宗教适应论、宗教文化论和正在建设的宗教生态论、宗教促进论,是上述诸论的整合和提升。宗教和谐论以化解族群的矛盾和冲突为己任,宗教和谐要在宗教对话与合作的实践中推进,与社会管理工作相结合。

金沙国际,  三、从政教关系、社教关系的比较分析上,则有学者论及“中国当代政教关系对中国宗教发展的影响及制约”、“比较历史学视野下的政教关系”、“宗教宽容与神道设教”、“社会复苏的宗教问题”、“宗教救度团体的本土运动与全球扩展”等话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刘国鹏供稿)

  宗教对话,从经开始

  四、对中国传统宗教的分析则主要集中在对儒教的认知上,这类见解反映在“儒教的特性、作用和重建”、“儒学、儒教和儒家文化复兴”、“儒学与儒教的相关问题思考”、“明清时期儒学民间化、宗教化转向及其现代启示”、“希伯来先知与儒教圣人之比较”等发言上;

  为推动学术界对于比较经学的讨论,游斌发表了《宗教对话从经典互读开始》一文,还连续访谈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李炽昌、赖品超,美国西北大学的杨克勤,德国马普研究所的范彼德,中央民族大学的牟钟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宜久等宗教学领域知名学者,分别从比较研究、经典互释、中国宗教的多元通和模式等角度,探讨了佛教与基督教、基督教与中国宗教、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经典互读。文章和访谈揭示出比较经学与经典互读对于中国建设和谐宗教关系的重要意义和切实可行性。系列文章分别刊发在1055期(2011年7月19日)、1059期(2011年8月2日)、1063期(2011年8月16日)、1075期(2011年9月27日)、1077期(2011年10月11日)、1081期(2011年10月25日)、1091期(2011年11月29日)。

  五、对中国民间信仰及宗教生态的研究则体现在“中国民间信仰的现代价值”、“泰山信仰与东岳神考”、“中和与宗教生态”等问题的探究上;

  游斌在系列文章中表达了宗教对话,从经开始的观点。他认为各大宗教有一个共同的文化现象即对经典的尊重,通过比较经学或经典互读的方式,可以达到宗教间的对话、学习和反思,最终实现在信仰上的真诚尊重。其具体做法是:邀请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们,去阅读或注释另一个宗教传统的经典。它不以阅读者皈依某一宗教作为出发点,而是在对另一宗教经典的阅读或注释中,发现对自己的宗教有所启发的地方。它甚至不预先假定不同的宗教之间有多少的相同点,而是在具体的阅读过程中辩论或开放自身,从而实现不同信仰之间的沟通。这样的宗教对话有如下几个要点:1、宗教对话从阅读各大宗教的经典文本开始;2、比较经学既是为了对话和加深彼此的了解,又是在对一段经文、一个理想人物或一个宗教伦理的讨论中,更深地反思、重构并丰富自己的信仰。简言之,它是通过读别人的经典,丰富自己的传统;3、比较经学不仅是为了寻求共同基础,而且是通过回到各大宗教的源泉,去看人类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避免自己在面对另一种宗教时犯下独断性之错误。

  六、关于精神修炼和建设精神家园的相关思考则包括“信仰共同体与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从列子的修炼三阶段说看宗教共同体的道路”等论述;

  鸦片基石论是对列宁宗教观的歪曲概括

  七、从宗教思想史的发展线索及宗教学体系的发展演变之视野来加以学理性系统探究的议题,包括“侯外庐的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从宗教类型学到过程研究”等相关阐发。

  长期以来,理论界普遍认为列宁宗教观的核心是鸦片基石论。宗教周刊第1085期(2011年11月8日)、1095期(2011年12月13日)分别刊发的加润国的《鸦片基石论是对列宁宗教观的歪曲概括》、《再谈鸦片基石论是对列宁宗教观的歪曲概括》,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批驳。

  总之,与会学者围绕“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主题,从如上七个方面展开了深入讨论和坦诚交流,并在自由研讨、学术民主、话语平等的良好研讨氛围中,既坚持和而不同,亦努力争取求同存异,其讨论的核心和焦点,集中在对以下方面的思考:即中国宗教的悠久存在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及其宗教性,宗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历史及现实意义和作用,“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宗教的评价和态度,值得思考的历史经验教训和今天对之应有的重新审视和拨乱返正,中国传统文化之宗教维度的体现及其融入当代社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积极动力的可能性,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因素的积极发挥对今天中国文化“软实力”构建及其走向世界的文化战略考量等。

  文章指出,列宁在《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中阐释马克思关于宗教对人民作用的观点时引用马克思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目的是要说明,党在对待宗教问题时必须保持世界观的清醒和坚定要坚持唯物论和无神论,反对唯心论和有神论。同时,列宁是在结合当时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来阐述党对宗教的这一基本态度和政策的。如果我们仅仅抓住鸦片和基石那句话,把它从上下文中抽离出来,使之成为脱离具体语境、时代背景和思想体系的僵化教条,概括出所谓的鸦片基石论,显然是错误的。

  会议结束后,与会学者根据会议的宗旨和相关共识,共同起草了《泰山共识》,其目的在于通过反思中国文化传统及其宗教关联而力求对以往的见解补偏救弊,为当今中华文化的发展、弘扬保驾护航,以革新、创新的思想来促成中华文化的现代复兴,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知、自觉、自强和自信。

  文章认为,列宁是完全接受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宗教理论政策体系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论述宗教问题的几篇文章,并不构成一个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宗教观的独立的宗教观,反而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宗教观的丰富和发展。那种把列宁的某些论述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发展史和理论政策体系中抽离出来,并直接从中概括出所谓列宁自己的独树一帜的宗教观的做法,显然是形而上学的,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的。

  座谈会期间,卓新平、方光华、王晓朝、李向平等知名专家学者针对相关专题进行了精彩发言:

  

  卓新平(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我们宗教学研究的定位,既不是反教、也不是护教,这个我们要弄清楚。我们是客观公正地看待宗教,同时我们也要深化无神论研究,这不只是无神论协会的研究,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科学性、学术性地研究无神论,这是与我们客观、科学的宗教学研究密切相连的。从中国文化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则有一种拯救文化或者是复兴文化的使命。

  再一个需要努力的就是“宗教要脱敏”,使宗教脱敏乃我们份内的任务,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亟需宗教的真正脱敏。此外,我们也要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把马克思主义真正说清楚。我们努力做的宗教研究工作也就是要说清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这个定位要清楚。要不然自己就糊涂了,会有负面影响。因此,我们的定位就是在这里。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其经济发展使我们有了一定的物质实力,在整个国际社会大家庭中人们也不再对我们另眼相待或持轻视态度。因此,我们理顺自己的关系,搞好自己的事情是有相当的基础的。在今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我们首先应积极参与、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如果要进行自我定位的话,就是把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具有忧国忧民的传统“士”来自我期许,与之相应,我们研究宗教的相关学者则要落到宗教研究的实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和可以做的事情。

  

  方光华(西北大学校长)

  

  侯外庐先生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曾提出一个观点,叫做东方史更好像宗教史。他是在研究商周时期思想的时候提出这个观点的。我仔细研读他的《中国思想通史》,发现他的这个观点针对的不仅是商周时期的思想,实际上贯穿于他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整个过程,是对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国历史特点的一个整体判断。

  侯外庐先生对商周时期的历史是这么看的,对商周以后的历史也是这么看的。他比较早的指出儒家思想具有宗教化倾向,具备宗教性质,发挥了宗教作用。认为思孟学派就已经对孔子进行神圣化,孟子 “天人合一”的神秘宇宙观使儒学的宗教色彩更浓厚,是后世儒教的起源。汉代的儒学是国家化的宗教。宋明理学是比汉代儒学更加高明的宗教。道教和佛教的宗教性不用说了。侯外庐先生把中国近代思想归结为启蒙思想,他认为中国的启蒙思想也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比如说早期的王夫之、傅山都是用佛学表达自己的思想。鸦片战争以后,康有为的孔教论实际上是宗教改革的中国式的再版,谭嗣同思想的实质是泛神论的孔教观,章太炎是一方面反孔教的迷信,又用佛学的思维来表达新思想。

  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宗教性,今天到底应该怎么去估价,我们是在侯外庐先生的道路上继续去深入,还是再深入一点加以反思?这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王晓朝(浙江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所长)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一回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另一回事。二者有区别,亦有关联。作为一名生活在现时代的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持有尊重、理解、分析、弘扬的态度。中国现代历史上,在若干特定历史时期,由于具体的社会原因,学术界对传统文化一棍子打倒,全盘否定。而自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这种态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以我们在从事宗教学研究时,今后凡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应当首先抱着尊重的态度,然后是深刻的理解,仔细的分析,其最终目的则是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儒家文化也好,对中华文化也好,还是要认真区分里面的精华与糟粕,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

  作为一名从事宗教学研究的学者,在我们国家处在当前这么一个安定团结、稳步发展的历史性时刻,如何为努力构造一个全社会对宗教宽容的氛围作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学界为了落实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有关宗教的方针、路线、政策,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国宗教学界极大地开拓了自身的研究范围和领域,就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宗教与经济的关系、宗教与法律的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纠正了以往种种错误观点,深化了对宗教的认识,为提高整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对宗教的认知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中国宗教学界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维系这个共同体的是我们共同的学术使命和社会抱负。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我们也要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倡导“兼容并蓄,求同存异”,彻底放弃以往“斗争论”的思维方式。

  

  李向平(上海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实际上,中国人讲的信仰,不完全是对宗教的信仰,还有文化的信仰,甚至还有其他的信仰,比如说道德信仰,民族信仰,政治信仰。当然,这个信仰的概念,明确的来说也是近代以后才有的。其次,是这里讲的信仰共同体,是不同于初级社会群体的信仰形式,同时也不同于制度宗教那种制度化的信仰形式,是一种尚未构为组织制度的宗教信仰形式,是对宗教的信仰,但不是宗教信仰,是一种没有完全进入宗教制度的信仰形式。

  10月22日上午10点,“泰山综观: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大部分与会嘉宾齐聚泰山之巅,共同参与了《泰山共识》的宣读及签名活动,此次活动由浙江大学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王晓朝教授主持、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教授亲自宣读,共有、卓新平、王晓朝、金泽、魏道儒、安伦、程世平、范丽珠、傅有德、郭长刚、何其敏、李向平、李平晔、李天纲、张志刚、徐以骅、张庆熊、刘仲宇、卢云峰、彭永捷、唐晓峰、王建平、王新生、郑筱筠、陈进国、吴飞、韩星、解光宇、张新樟、赵法生、刘国鹏等32位专家学者在上面签名。并藉此次活动表达对“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和价值的深度思考与评价。

  

  附录:《泰山共识》全文

  

  泰山共识

  

  2011年10月20-22日,中国宗教学会携手浙江大学全球化文明研究中心,于泰山脚下共同举办“泰山综观: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

  参加此次学术活动的逾30余名嘉宾均为国内研究宗教与传统中国思想文化的著名学者和社会贤达,他们中既有深孚众望的学界耆宿,亦有思维开阔的青年才俊。

  众所周知,泰山号称“五岳至尊”,其地位缘于自然而彰于文化。无论是传统社会中推崇备极的政治和文化地位,还是其深厚丰富的宗教资源,泰山之作为中华古代文明和精神的象征,皆可谓当之无愧。

  泰山的这种特殊地位和意义,启迪人们以思接千古的视野溯源、廓清传统;以理性客观的态度正视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性及其表达;以深度的忧思和强烈的责任感直面本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探索宗教和传统文化在“文化兴国”战略中的积极作用和价值。

  自改革开放以来,政界、学界及普通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均有了崭新的认知与态度,但对于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关系,宗教在当今社会的定位与发展,仍看法各异,社会舆论往往纷纭喧哗,莫衷一是,更有甚者,其对“宗教”的态度依然惊愕如洪水猛兽,鄙夷如文明代谢之物。这种认知状况有待改变和突破。

  有鉴于此,“泰山综观: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之专家学者、社会贤达,诚愿于此“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契机,戮力同心,凝聚共识,探索奋兴中华文化,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可能途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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