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以整体联动的方式促进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真正

  一般来讲,学术刊物在学术发展中至少可以起到以下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常规性的作用,即可以向学术共同体和社会大众发表、推介学术成果,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学者的学术命运;二是与此种常规性作用相关,学术刊物在很大程度上还可以支配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方向。由于学术刊物位于知识生产体制的末端和学术评价体制的核心环节,这就使得在学术期刊与学者之间事实上可以建立起一种极具支配力的关系;而正是这样一种支配被支配关系的存在,不仅可以对每个个别论者的学术立场、学术旨趣和研究路径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而且更可以经由这一影响而逐渐对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实质性的支配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能否真正走向世界,社会科学期刊的角色至关重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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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邓 正 来*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知识转型”的新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对话的阶段。这种“知识转型”在根本上要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争夺。这是全球化时代所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使命!演讲人:邓正来 演讲人小传: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与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主编。一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在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3000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此前的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虽说也因位于地球之上而与其他国家交往,但是却未真正地进入过世界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中国虽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结构之外,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然而当下的情形则大为不同了,中国经由承诺遵守世界结构的规则而进入了世界结构之中,成了“世界游戏”的一方。在我看来,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因此,我认为,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作为“思想库”和“智力库”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讲,全球化时代都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代。对中国社会科学来讲,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进入世界结构以后,我们事实上迎来了学术国际化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机遇。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使得西方理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与现代化时代的那种支配关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事实上也为中国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游戏规则的机遇。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能否适应这样的要求和把握这一机遇的前提乃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中国自己的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否则这种资格和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形式资格而已。而仅仅依凭这种形式资格,我们则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游戏规则方面作出中国自己独特的贡献,而只能要么拥抱西方的既有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显而易见,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在这个方面作出我们的贡献,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事实上进入到了以探究“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  由此可见,我们能否把握住全球化带给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机遇,其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自己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然而,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做是西方现代性所主导的同质化、客观必然的和封闭的进程,那么,显然我们就永远只能生活在“西方理想图景”的阴影之下。在这个意义上讲,要想真正厘清全球化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对全球化进行探究,亦即要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探讨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可能性。  全球化其实是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只有树立这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我们才能为中国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并依据“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重构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提供认识论前提;同时,也只有树立这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我们才能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进而为影响和重构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与方向作出我们的贡献。 “走出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我们知道,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发展创新,做思想库,走向世界,同时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科学百年“知识引进运动”的历史,可以发现:十七大所提出的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交流的阶段。  在我看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施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意义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全球化时代,只要我们秉承我刚才谈到的那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走出去”战略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具体来讲,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它的背景。  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全球化的“话语争斗”维度。通过“话语争斗”维度我们再来看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就会发现,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库”和“智力库”,中国社会科学理应自觉担当起其时代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强势文化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构成的世界结构的裹挟和包围下成功突围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而且,当今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大国不仅都制定了本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战略,而且其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事实上都是以其发达的社会科学为智识前提的。比如说,美国对社会科学实施了一种“普适性强势发展战略”,主要表现在:利用社会科学方面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行为科学取向的实证科学研究和量化方法;利用社会科学的全面布局和重点机构,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无国界”差异和普适性特性;利用高等教育机构的优势资源,吸引外国学生和学者的加盟,实现社会科学的扩散效果等;大力推行、输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制度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模式,以期获得全球化的普适性。在很大程度上讲,这种社会科学战略正是美国实施“单边”外交,保持单极地位的关键步骤。因此,在大国竞争的全球化背景下,实施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促进中华民族和平崛起这一伟大的战略性和时代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从文化安全的角度来看,当今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竞争;换句话讲,那种“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替代,这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当前,世界大国都在采取措施增强自己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大国的文化安全也就成了不可忽略的问题。除了我们传统上关注的中西方文化碰撞外,东亚和南亚文化的最新动态也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近年来,韩国宣布将在全球100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而印度在拥有了两艘航母和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以后,也强调2l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大力加强文化输出。在这样的背景下,站在中国文化安全的高度探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战略,其历史性和时代性的战略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从中国学术的自身水平来看,我们已经是经济大国,但还不是学术大国。过去30年,我们对西方的影响主要还是局限在一般的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大众层面,而无力对西方乃至世界学术产生足够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在世界未来发展的问题上、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几乎从来不为国际学术界所引证。而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界,通过其同事或学生这个通道,一直是影响社会发展和认识社会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但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成果却是完全陌生的。这一点可以从2007年度SSCI收录的来源期刊情况的统计中看出。2007年度SSCI收录1962种由40余国家出版的期刊,其中以美国最多,所占比例将近60%,但其中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期刊却只有10种,真正由大陆出版的只有一种。更重要的是中国学者自己在上面所发的论文引证率也是极其低的。这三个方面讲的其实是我们走出去的必要性,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走出去呢?这就涉及到我所认为的第四个背景,也就是对中国经验的解释有可能使我们走向世界。在改革开放的短短30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变化之中一定隐含着我所谓的中国经验,因为中国并没有按照西方的发展模式但是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在这种中国经验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希望结构和运作模式,而且也存在着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对制度的认识,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解释。  在我看来,对最近30年中国经验的总结为我们走向世界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事实上,我们的某些学科(特别是经济学)所做的这种努力正在世界学术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其他学科,像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也完全可以做出类似的努力。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全球化时代“话语争斗”和“文明冲突”的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的高度,还是从中国社会科学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我们都非常有必要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而最近30年的发展经验则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为世界学术作出我们的贡献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  两大瓶颈及其突破  为什么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对世界学术的影响力还比较低呢?在我看来,这涉及到我所谓的制约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两大“瓶颈”。  第一大“瓶颈”便是我在前面提到的既有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中的“西方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首先,中国论者在一定程度上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而这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论者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其次,这种知识实践的展开,还迫使中国论者所做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  第二大“瓶颈”乃是与上述“西方化倾向”紧密勾连在一起的一种日趋严重的、狭隘的“唯学科化”倾向。我们知道,我们迄今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事实上都是伴随着我们的“知识引进运动”而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的。但是,在以沃勒斯坦等为代表的西方论者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否思”社会科学学科的时候,我们的学科化倾向却日趋发达并僵化。我们必须承认,这30年中国高等教育严格按照一级学科进行设置的模式大力促进了各个学科的独立发展,然而这里的要害在于,中国知识生产的整个建制也都是严格按照学科设置展开的,无论是学术研究项目的设定、申请或评价,还是学术论文的发表或评价,甚或是学术刊物的分类,概莫能外。具体而言,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学术研究的唯学科化倾向”。就整个社会科学而言,不仅中国的研究生培养是严格按照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若干一级学科展开的,因而中国培养的绝大多数都是各个学科甚或某个研究方向的“专家”,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也是以各个学科的边界为限的。其次,“学术评价的唯学科化倾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更为致命的倾向,因为在中国,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学术研究的指挥棒:在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学科化的条件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大体上也只能朝着学科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的学科化倾向引导甚或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化。  在我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西方化”和“唯学科化”这两大瓶颈,所以我们不可能以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使西方社会比较确切地认识整体的中国;我们既难以以我们的学术研究去解释中国既有的发展经验,更没有办法以我们的学术成果去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世界秩序的方向。当然,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在使中国成为“经济中国”的同时,也使之成为“学术中国”,从而担当起全球化时代所赋予我们的时代使命!  显然,中国社会科学要想真正走向世界就必须打破这两个瓶颈。在此,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如何切切实实地对中国进行深度的研究。这里的“中国”绝不是1978年以前或更为久远的中国,而是和它有着历史性关联的世界结构中的当下中国;这里的“中国”也不只是地理或人口意义上的中国,不只是经济意义上的中国,而是体现着中国人文化身份和政治认同的中国。但是如何做中国的深度研究却是非常困难的。我认为,我们在认识这样一个中国的时候,我们必须获得一种“知识上的解放”。现在,中国思想界有人讲要进行“第二次思想解放”,但我认为最重要的其实是“知识解放”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从既有的那套在学术旨趣西方化、在研究方法上唯学科化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  相关链接三个发展阶段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近30年来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年以来开始大规模的知识引进运动,把西方大量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通过翻译“引进”过来。当然这个“引进”阶段直到今天还在延续,未来也有必要延续下去,因为我们西学研究的水平还不够好。第二个阶段始于90年代初,是“复制”西方知识的阶段,最早是经济学、统计学这些学科,当然现在也包括社会学和政治学在内。在这个阶段,我们把西方的概念工具、分析框架拿来解释中国的经验,企图复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这个阶段也在继续。第三阶段从90年代末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我们开始在学术规范、学术体制等方面全面和国际“接轨”。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客观地讲,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在这30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拿什么走向世界现在流行的普世知识实际上是西方先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知识,而经过我们的知识努力,我们也完全有可能把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或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经验的知识提升为另一种普世的知识。虽然这是两种不同的普世知识,但是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而言,它们都是极有意义的。换句话说,我们要首先区分两类普世性的知识。一类是西方先发国家的普世性知识;另一类是后发国家的普世性知识。我们过去总是强调西方先发国家经验的普世性,但却完全忽视了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验及其知识所可能具有的普世性。比如说,在发展问题的研究上,一些拉美国家学者对自身发展经验的总结(比如著名的“依附理论”),就已经赢得了普世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却在这一问题的理论认识上没有做出相应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失职。按照我的理解,整个哲学社会科学也像文学和艺术一样,完全适用于毛泽东的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意味着我们只能拿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而不可能用“西方化”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品走向世界。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研究西方不可能胜过西方,相对西方来讲,我们的优势只能在于对中国的认识。具体来讲,我们至少可以拿出三样东西走向世界:一是让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二是让对当下中国的深度研究走向世界,三是拿出我们基于中国立场对世界秩序性质、走向的重构与理解走向世界。在我看来,这三个方面都深深地打下了中国的烙印,也是我们可以为世界学术做出贡献的地方。走出去“三大战役”近期战略主要侧重于外部推动,以举国之力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创造条件,重点是把30年来已经形成的中国优秀论著,以及中国已有的西方学术界不得不承认的强势学科,比如说,考古、中国文化研究、中国艺术研究等通过翻译的方式推向世界。目的是基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现状,通过外部推动以图逐步实现其创新发展的自身造血功能。中期战略主要是争取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自主造血和健康发展上,取得初步突破。初步突破的标志就是在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内创立有着理论创新和方法论创新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学派”。远期战略旨在全面突破。其关键是在各种学派不断建立和涌现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传统,真正地完全建构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沿着这个思路,我们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和体制创新。比如说,可以设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馆”系统翻译优秀的传统文化典籍,一批关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论争的优秀作品和近30年来反映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成就的优秀研究文献。还可以考虑在985高校设立“中国古代文化翻译研究生班”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研究生班”,招收英语专业学生专门从事传统文化典籍和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对外翻译和交流事务的人才培养工作。还有,可以考虑在985高校设立“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高级留学生班”,招收中国研究和中国哲学的海外博士生,让这些学生把中国的思想和哲学带回去等等。

  然而,当下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在办刊理念上普遍缺乏世界眼光和全球化关照。这不仅表现在我们缺乏基于中国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的全球化理论探究,更表现在我们的办刊视野主要局限于汉语学界,甚至大陆学界的某个学科领域,而在根本上欠缺走向世界、进而影响世界学术的意识和能力。如果我们以目前国际通行的、由美国科技情报所(ISI)编辑出版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为标准,那么SSCI在2007年度收录的来源期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在2007年,SSCI共收录了1962种由40余国家出版的期刊,其中以美国最多,所占比例将近60%,但其中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期刊却10种左右,而真正由大陆地区主办的只有两种,即2006年入选的、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世界经济》(China & World Economy)和2007入选的、由中国国际法学会和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国际法论刊》(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此外,由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联合主办的《经济与金融年刊》(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也于2008年5月入围SSCI)。

  新闻中心讯 7月4—5日,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与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主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协办的“学术期刊与走向世界的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论坛在高研院2801室“通业大讲堂”举行。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Critical Asian Studies,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China Quarterl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和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等单位的负责人、SSCI期刊主编和知名学者等共计三十余位代表与会。      论坛开幕式由上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专职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助理桑玉成教授主持,他首先代表复旦大学对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和期刊主编的到会表示热烈的欢迎,对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为协办本次论坛做出的工作表示感谢。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潘世伟教授致辞。他指出,学术期刊是学术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百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积累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伴随着中国学术的发展,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这一战略的提出,中国的学术期刊建设还有待提升,有待于通过与国际学术界的互动和交流来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他希望本次论坛能够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推动学术期刊国际化建设做出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杨扬先生在致辞中指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吸引了世界广泛的注意,并且形成了一系列的相似问题,如中国为什么会成功,中国将如何继续走下去,中国会怎样对待其他国家和世界等等。这就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提出了一个挑战——如何回应和解释这些问题。过去一段时间里,“走向世界的中国研究”所取得的一个成就在于“一种身份的觉醒”,而以“咱们”这种中文独特的主体意识的确立为契机,一个超越传统中西方结构的主体模式将有可能出现。   

引 言当下中国正处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之中。全球化时代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外部环境,事实上也对中国社会科学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本文拟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为题对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予以初步探讨。我将主要讨论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全球化时代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可能性;第二,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三,制约当下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两大“瓶颈”及其克服。经由这三个问题的讨论,我试图指出:我们必须树立一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看到全球化背后存在着的“话语争斗”和“文明冲突”;而作为中国的“思想库”和“智力库”,中国社会科学有必要也有可能“走向世界”。但是,当下社会科学界存在着的“西方化”倾向和“唯学科化倾向”确实制约着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两大瓶颈;为了履行中国社会科学的时代使命,并让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我们必须克服上述两种倾向,以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对全球化的方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质发言,进而为世界学术做出我们的贡献。一、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我们知道,二十世纪80年代以降,尤其是因冷战的结束和铁幕的消失而导致的意识形态之战的所谓结束,“全球化”(Globalization)逐渐从两个向度上凸显出来。第一个向度表现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向市场经济转型,使二战以来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相互依赖的趋势更加明显,并且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和货币基金组织这三架马车的支配下以及经由全球性问题的增加或人类共同危机的出现而表现出更多全球性或更少民族国家的色彩,一如罗伯特•赖克所指出的,“我们正经历一场变革。这场变革将重新安排新世纪的政治与经济。届时将不存在国家的产品或技术,不再有国家的公司、工业乃至国内经济等等这些为我们熟知的旧概念。国家的边界以内将只剩下组成这个国家的人民。……而全球经济的离心力正试图拆散把一国的公民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i]实际上,每一个国家和全世界数十亿人民的生活,都正在蒙遭全球化所带来的往往是相当剧烈的改变,[ii]而其影响的程度和意义,几乎是举目所及且无所不在的。第二个向度则表现为当代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了各个学科的“显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罗马俱乐部”关于全球问题的研究报告[iii]发表以后,一方面,“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iv]渐渐成了国际社会科学界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进而成为人们审视当下各种问题的新视角,甚至构成了人们知识生活的真正“语境”。正如M.沃特斯所指出的,“就像后现代主义是80年代的概念一样,全球化是90年代的概念,是我们赖以理解人类社会向第三个千年过渡的关键概念”。[v]汤林森也认为,当后现代主义故意地、挑逗性地做出反偶像姿态时,全球化理论却悄然无声地威胁着人们所珍视的信仰,它以其内在潜力来取代或迫使人们重新检验一些既定的有关社会和文化现实的分析结果。无论全球化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进程,它在理论上给人们所提供的新认识、极其丰富的理论意义以及颇具说服力的原理,都将对其他各种理论和观点产生一些深远的影响。[vi]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即刻指出的是,“全球化”也是内涵界定分歧最大的概念之一,“但是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全球化,涉及的都是这样一种强势理论:以领土来界定的社会领域的时代形象,曾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在各个方面吸引并鼓舞了政治、社会和科学的想像力,如今这种时代形象正在走向解体。伴随全球资本主义的是一种文化与政治的全球化过程,它导致人们熟悉的自我形象和世界图景所依据的领土社会化和文化知识的制度原则瓦解。”[vii]另一方面,关于“全球化”的学术研究也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的一项核心论题,因为不仅当今世界的一切重大经济、政治、社会、法律和文化问题都与全球化这个论题紧密相关,而且当下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出现的以“全球化”为论题的研究(诸如全球治理研究、经济全球化研究、文化全球化研究、全球共同利益研究、全球正义研究、政治全球化研究和法律全球化研究等等)也已几乎覆盖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viii]关于西方论者所做的全球化研究,戴维·赫尔德等人经由分析而给出的分类颇具有理论参考的意义。他们把既有的西方全球化理论划分为三大阵营:极端全球主义者、怀疑论者和变革论者。极端全球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而在这个时代中,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各种旧的制度在经济全球化面前或者完全过时或者正在失去存在的基础,而且市场也正在成为决定和解决所有问题的惟一力量。这种全球化观点把经济逻辑奉为圭臬,而且它所信奉的那种新自由主义还把单一的全球市场和单一的全球竞争规则的出现赞誉为人类进步的标志。怀疑论者则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去证明甚嚣尘上的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迷思”(myth)和天方夜谭,他们甚至用一种充满怀疑的语气指出,“全球化是一个适合于没有幻想的世界的神话,但同时也是一个剥夺了我们的希望的神话。”[ix]在他们看来,经济相互依存的当代水平绝不是前所未有的,现有的经济整合水平既不符合“理想模型”,也没有超过19世纪晚期古典金本位时期的水平,所以当下全球化的程度被完全夸大了,因为它依旧停留在国际经济的层面上。再者,当下的全球化进程并没有摆脱控制,反而更需要依靠国家政府的管制权力来确保经济自由化的不断推进。与上述观点不同,变革论者的基本观点则主张,在新的千年到来以后,全球化将是推动社会政治以及经济快速变革的核心力量,而这些变革正在重新塑造着现代世界和世界秩序。与此同时,变革论者也强调,这种“变革更新”的方向并是不确定的,因为全球化是一个充满矛盾、本质上偶然的历史进程。[并以整体联动的方式促进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真正走向世界,学术期刊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中的作用。x]但是在我看来,这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全球化理论给我们所提供的并不只是它们各自关于全球化的观点,而是它们极可能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提供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一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晚近出版的《世界社会科学报告》指出:“全球化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次主要的范式转换,社会科学绝不可能再与从前一模一样了。” [xi]当然,更为重要的则是它们的存在本身为我们所提供的这样一种启示,即当下的全球化乃是一种可争辩的过程。对当下中国而言,伴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尤其是在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所关注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孤立的中国,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一个世界结构中的中国。对于中国来说,这才是三千年未有之真正的大变局。此前的中国,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虽说也因位于地球之上而与其他国家交往或冲突,但是却从未真正地进入过世界的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中国虽在世界之中却在世界结构之外,是“世界游戏”的局外人。因此,在根本上讲,中国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是否发言乃是无甚意义的。然而现在的情形则大为不同了,中国经由承诺遵守世界结构的规则而进入了世界结构之中,成了“世界游戏”的一方。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亦即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对话者”或罗尔斯意义上的“虚拟对话者”——“正派的人民”(decent peoples)。[xii]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遵守世界结构规则所做的承诺本身,已经隐含了中国亦由此获致了参与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规则的资格。因此,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作为“思想库”和“智力库”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讲,全球化都是一个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时刻。对中国社会科学来讲,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中国经由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进入世界体系以后,我们事实上迎来了学术国际化和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机遇。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不仅使得西方理论对中国的支配关系与现代化时代的那种支配关系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事实上也为中国提供了修改世界结构游戏规则的机遇。一方面,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参与其间的这一世界结构,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一种并非依赖“合谋”而是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这就是说,这种强制性所依凭的既不是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合谋,也不是赤裸裸的暴力,而是中国就遵循当下世界结构所提供的规则或制度安排所做的承诺。[xiii]但另一方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样,中国进入世界结构的根本意义乃在于:中国在承诺遵守世界结构规则的同时也获致了对这种世界结构的正当性或者那些所谓的普遍性价值进行发言的资格。这种资格的获得显然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和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并且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能否适应这样的要求和把握这一机遇的前提乃在于: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贡献出中国自己的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否则这种资格和机会对于我们来说,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形式资格而已。而仅仅依凭这种形式资格,我们则根本不可能在修改未来生活规则的方面做出中国自己独特的贡献,而只能要么拥抱西方的既有规则,要么退回来重谈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和中国的传统。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关于我们是谁、何种生活是一种善的生活、何种生活是一种可欲的生活、何种全球化是我们认为合适的全球化等这方面的理想图景。显而易见,在我们没有这种性质的理想图景的时候,我们是没有能力就修改或参与制定世界结构未来规则做出我们自己的实质性贡献的。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在这个方面做出我们的贡献,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事实上进入到了以探究“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为核心任务的新时代。由此可见,我们能否把握住全球化带给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机遇,其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拥有自己关于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图景。然而,如果我们把全球化看作是西方现代性所主导的同质化、客观必然的和封闭的进程,那么,显然我们就永远只能生活在“西方理想图景”的阴影之下。在这个意义上讲,要想真正厘清全球化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的挑战与机遇,我们必须首先从理论上对全球化进行探究,亦即要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探讨一种“开放性全球化观”的可能性。我一直主张对全球化采取一种根据中国的“问题化进路”。我之所以主张采取这种进路,主要是以以下两个理论预设为依凭的:第一,当下的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都不是人类的终极性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因此任何阻碍或反对制度创新或秩序重构的主张或视角都应受到反思和质疑;与此同时,任何支持或捍卫制度创新或秩序重构的主张或视角因而也同样是一个必须接受审查或反思的开放性问题。根据这一预设,我们可以具体地认为,16-17世纪建构起来的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威斯特伐利亚式”世界秩序,取代了此前盛行的帝国秩序。但是,这种以民族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虽说延续了数个世纪,却依旧不是一种终极性的制度安排,因为它还存在着许多我们必须反思并考虑变革的问题。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便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思和变革的努力。换言之,在我看来,一般视角下的这种全球化时代是一种“时刻”(time),它试图把我们从既有的“民族国家”世界秩序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及其赖以为凭的关于世界的整个哲学理念中解放出来,并“命令”我们去重新思考和批判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唯一基础的世界秩序;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现在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可以匆忙地得出结论认为,一般视角下的这种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秩序就一定是一种比“民族国家”世界秩序更优、更善、更可欲的秩序,甚或一定是另一种终极性制度安排或社会秩序,因此这种全球化本身——不仅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法律的和文化的全球化,也包括它们所赖以为凭的思想基础或意识形态——也在我们的反思和批判之列。[xiv]第二,在我看来,在根本的意义上讲,“全球化问题”并不只是一个事实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话语的问题,是何种视角将支配我们审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意义的问题。但是,从中国社会科学目前的研究来看,这个话语维度基本上被忽略了,即使有论者论及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展开的。我个人认为,我们在被卷入一种所谓客观的“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也介入了一场有关全球化的“话语争斗”之中,而且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话语建构”的问题,其核心就是话语争夺权的问题。而这场话语争斗的关键意义便在于它向我们开放出了一个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即我们究竟面对的是谁的全球化?何种“全球化”?这不仅要求我们强调有关全球化的“问题意识”,更是要求我们强调一种由全球性与全球主义高度互动构成的全球化进程。这种要求所依凭的乃是乌尔利希·贝克在全球化研究过程中所提出的这样一种颇为著名的概念分析框架:广义的全球化既不只是一种客观现实,也不只是一种主观建构,而更是一种主客观的互动进程,而这三个不同的层次便是被分别称之为全球性、全球主义和全球化的三个概念。[xv]显然,这一分析框架的意义在于它给我们开放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维度,亦即我前面提到的关于全球化的话语争斗维度。就此而言,我们必须对那种片面强调全球性或全球主义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在面对各种因素繁复互动的问题的时候总是很随意或者很习惯地把它们描述成一个极其片面的平面图象?因此,将全球化问题本身做“问题化”处理的努力,不仅意味着我们意识到全球性和全球主义是一起出场的,而且还意味着我们绝不应当简单地以为全球化是一种孤立存在的客观现象,而应当充分意识到全球主义对全球性的建构或型塑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认为,我们应当介入到有关全球化之性质的“话语争斗”中,而且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这实是一个“话语建构”的问题,而其核心问题便是有关何谓“全球化”或“全球化”何去何从的话语争夺权的问题。[xvi]由此可见,只有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而不是前见性地将其看作是某种必然性的、客观存在的现实或过程,我们才有可能洞见到全球化与全球性、特别是全球主义的关系,洞见到潜隐于全球化背后的话语争斗和“文明冲突”实质,进而洞见到一种服务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我在《全球化与中国法学》这一长篇系列论文(即将由商务印书馆以《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为题出版)对此进行了详细探究,我的研究表明:全球化不仅是“经济主义”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全球化过程,而毋宁是一个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法律全球化”也并不是从“国家法律一元化”走向“非国家法律一元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种从“国家法律一元化”走向“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多元化”的进程;全球化也不是一种同质化的进程,而毋宁是一个单一化与多样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一体化与碎裂化、集中化与分散化相统一的进程;全球化更不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进程,而毋宁是“全球主义”对其型塑后的产物,是我们根据何种视角去影响全球化进程的“话语争夺权”问题。[xvii]质言之,全球化其实开放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予以型构的。只有树立这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我们才能为中国以一种“主体性”的姿态,并依据“中国理想图景”或“世界理想图景”去重构全球化进程及其方向提供认识论前提;同时,也只有树立这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我们才能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进而为影响和重构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与方向做出我们的贡献。二、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我们知道,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发展创新,做思想库,走向世界,同时明确提出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在此,我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这一问题。因此,我特别关注中国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在这一部分,我们就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对此问题进行探究。如果我们回顾中国社会科学百年“知识引进运动”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大致经历这样四个相对明晰的阶段:(1)从1840年至今的“引进”阶段,即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在翻译大量社会科学文献的同时,也在中国建立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2)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即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解释中国问题,“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尤为突出;(3)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际接轨”阶段,即开始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全面接轨,其主要的表现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规范化运动;(4)在上述历时性向度的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观照下,十七大所提出的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就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时刻,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交流的阶段。这个阶段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再简单的引进和复制西方的思想,而要有我们自己的声音,要用我们自己的独特思想去与世界交流和对话。否则,我们将只是西方学术的接受者和追随者。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只用西方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学术,也不能只用西方的标准来评价中国,因为中国至少这30年的发展和智慧,是许多西方的理论无法解释的。在我看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施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意义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全球化时代,只要我们秉持我刚才谈到的那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走出去”战略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其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它可能预示着中国社会科学进入到一个新的知识转型阶段——亦即根据中国的文化政治需求和国家利益建构“中国理想图景”和“世界理想图景”并使之走向世界,影响全球化进程之方向和世界秩序之性质的新阶段。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来把握这个重大命题的背景性因素: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全球化的“话语争斗”维度。前面我们讲到,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同质化的事实或过程,而是一个主观可变的进程,在其背后潜隐的是一种“话语争斗”。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就会发现,它其实是我们实施大国战略这一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库”和“智力库”,中国社会科学理应自觉担当起其时代使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西方强势文化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构成的世界结构的裹挟和包围下成功突围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而且,当今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大国不仅都制定了本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战略,而且其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事实上都是以其发达的社会科学为前提的。比如说,美国对社会科学实施了一种“普适性强势发展战略”,主要表现在:利用社会科学方面的资源优势,大力推动行为科学取向的实证科学研究和量化方法;利用社会科学的全面布局和重点机构,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无国界”差异和普适性特性;利用高等教育机构的优势资源,吸引外国学生和学者的加盟,实现社会科学的扩散效果等;大力推行、输出“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制度模式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制度模式,以期获得全球化的普适性。[xviii]在很大程度上讲,这种社会科学战略正是美国实施“单边”外交,保持单极地位的关键步骤。因此,在大国竞争的全球化背景下,实施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也就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施中国大国战略和促进中华民族和平崛起这一伟大的战略性和时代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实施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既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战略意义。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到全球化“话语争斗”的背景下,并站在国际政治竞争的历史高度来对待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将其看作是一个理论问题,亦即全球化时代的“话语争斗”问题、国际政治问题和大国战略问题。第二,全球化的背后不仅是“话语争斗”,更是“文明冲突”。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战略其实是维护中华民族“文化安全”、加强中国“文化输出”的重要步骤,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从文化安全的角度看,当今世界,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换言之,那种可见的国家“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基本战略格局。当前,世界大国都在采取措施增强自己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大国的文化安全,便成为不可忽略的问题。除了我们传统上关注的中西方文化碰撞外,东亚和南亚文化的最新动态也值得我们关注。比如说,近年来,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而印度在拥有了两艘航母,有了远程弹道导弹的核威慑力量以后,强调2l世纪将是“印度的世纪”,大力加强文化输出。[xix]因此,在亚洲文化大战已经展开的背景下,在世界各大国都在采取措施增强自己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背景下,我们站在中国文化安全的高度探讨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战略,其历史性和时代性的战略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第三,我们已成为“经济大国”,但还远不是“学术大国”,以及学术影响下的“政治大国”。我们刚才谈到,我们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标志着,我们已经毫无疑义地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由于社会科学学术传统的总体缺乏,我们还远不是“学术大国”,以及学术影响下的“政治大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主要是囿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阶段性,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主要还是局限在一般的政治层面、经济层面和大众层面,而忽略或无力对西方乃至世界的学术界产生足够的影响,我们的研究在世界未来发展的问题上、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上几乎从来不为国际学术界所引证。而我们知道,作为社会之精英的知识界,通过其同事、学生这个通道,一直是影响社会发展和认识社会的最为重要的力量之一,但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成果却是完全陌生的;这一点可以从2007年度SSCI收录的来源期刊情况的统计中可以看出。2007年度SSCI收录1962种由40余国家出版的期刊,其中以美国最多,所占比例将近60%,但其中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期刊却只有10种,而真正由大陆地区主办的只有两种,这还包括今年5月份刚刚入选的一份刊物。[xx]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上面所发的论文引证率也是极其低下的。中国大陆地区期刊在SSCI来源期刊中所占比例和引证率在很大程度上客观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在世界学术中的影响力。毫无疑问,中国社会科学在世界学术中的影响力与我们的经济大国地位是极不相称的!中国社会科学要真正走向世界的确任重而道远! 第四,对中国现代化或发展经验的理论解释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如果说前三个背景使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必要性,那么对中国现代化或发展经验的理论解释则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提供可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短短三十年中,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变化之中一定隐含着我所谓的“中国经验”,因为中国并没有遵从西方既有的发展模式但是却达到了发展的目的。尽管我们可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说强调的单一性经济增长目标所带来的人权问题、民主问题、环保问题等等,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们已经在世界上传统最厚重、文明最悠久、人口最多、专制历史最长、现代化进程最曲折(仅半世纪以来,我们就先学习西方非主流的苏俄计划经济模式,接着又转向主流的欧美市场经济模式)的国家初步完成了“市场化”的改革,持续了长达3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本身的确堪称了不起的成功![xxi]在这些成功的发展经验中,不仅存在着中国人特有的运作模式,而且也存在着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对制度的认识等等,而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社会科学所无法解释的,而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来解释。如果我们更具历史感地将我们的视野再向前推进,即将我们的视野投向16世纪以来的500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百余年的中国发展史,我们会发现,中国的这部发展史本身的确堪称一个“学术富矿”。简言之,约500年前,继东方佛教文化之后中华文明开始遭遇西方基督文化(西方基督传教士开始进入中国)[xxii];168年前,第一次同西方国家之战争(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我们认识到在器物层面“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必要性;整整110年前,与同为后发国家和儒文化圈的日本的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则使我们开始认识到制度层面民主建设的重要性(戊戌变法);97年前,我们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终于结束了延续千余年之久的帝国时代并走上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建设的探索历程(辛亥革命);59年前,我们终于完成了国家的独立,但却又移植了西方非主流的计划经济模式,并为中国现代性带来了相对于古典传统的计划经济新传统问题(新中国成立);而整整30年前,我们终于开始正面接受西方主流的资源配置模式,并于去年一举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改革开放)。回顾这段历史,有太多的问题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比如说,老生常谈的、由“中西”问题与“古今”问题相勾连所形成的中国现代性问题(尤其是对西方文化与中国古典儒学传统、苏俄计划经济新传统之关系的认识);全球化对中国的挑战与机遇(比如对中国置身其间的世界结构的认识);中国持续经济发展的机理和奥秘;中国未来发展的“理想图景”问题;对“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政治意识形态结构”等结构性难题性的理论分析与回应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看中国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就会发现:它既“命令”我们必须立足于中国发展的历史与实践经验作出社会科学的解释,又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进而为世界学术发展做出贡献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全球化时代“话语争斗”和“文明冲突”的政治战略和文化战略的高度,还是从中国社会科学目前的发展水平来看,我们都有非常必要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而500年来、特别是百余年和晚近30年的发展经验则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为世界学术做出我们的贡献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可能性。基于上述认识,在我看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至少包含三个议题:一是如何使中国的哲学文化传统走向世界;二是如何使中国当下的研究走向世界;三是如何建构中国自己的学术传统和它的学术标准。与此同时,它还必然包含三个基点,因为上述三个议题乃是以三个方面的研究基点为依凭的,没有研究,也就谈不上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问题了。第一个基点是如何继续用批判的方式去研究和认识西方思想;二是如何以当下的视角去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积淀;三是如何更为切实的分析和研究当下中国发展的经验以及其间所存在的各种问题——这里的关键是要认识、解释和探究中国30年发展过程中的独特智慧。在这个基础上,使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也就是向世界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下使命之所在。三、制约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两大“瓶颈”及其克服我们刚才在第三个背景性因素中谈到了中国社会科学目前对世界学术影响力极为低下的问题。在今天演讲的第三部分,我想专门把这一问题挑出来予以探讨。这里问题其实即是:为什么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对世界学术的影响力极为低下?在我看来,这涉及到我所谓的制约中国社会科学“走出去”的两大“瓶颈”。第一大“瓶颈”便是我在前面曾经隐含涉及到的既有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中的“西方化倾向”。[xxiii]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首先,中国论者在一定程度上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而这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论者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也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的示范下,中国论者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的做法,也就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其次,这种知识实践的展开,还迫使中国论者所做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根据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这些研究及其成果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或“切割”,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更为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在中国学术界颇为盛行的我所谓的中国论者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第二大“瓶颈”乃是与上述“西方化倾向”紧密勾连在一起的一种日趋严重的、狭隘的“唯学科化”倾向。[xxiv]我们知道,我们迄今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事实上都是伴随着我们的“知识引进运动”而按照西方的学科体系逐步建立起来的。[xxv]但是,在以沃勒斯坦等为代表的西方论者在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否思”社会科学学科的时候,[xxvi]我们的学科化倾向却日趋发达并僵化。我们必须承认,这三十年中国高等教育严格按照一级学科进行设置的模式大力促进了各个学科的独立发展,然而这里的要害在于,中国知识生产的整个建制也都是严格按照学科设置展开的,无论是学术研究项目的设定、申请或评价,还是学术论文的发表或评价,甚或是学术刊物的分类,概莫能外。具体而言,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下述两个方面:首先,“学术研究的唯学科化倾向”。就整个社会科学而言,不仅中国的研究生培养是严格按照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若干一级学科展开的,因而中国培养的绝大多数都是各个学科甚或某个研究方向的“专家”,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也是以各个学科的边界为限的。更为严重的是,“唯学科化”倾向甚至已经侵入到同一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学术研究之间。以法学为例,不仅部门法学(应用法学)与理论法学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学科壁垒,甚至各个部门法学(应用法学)之间的研究也老死不相往来。其次,“学术评价的唯学科化倾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更为致命的倾向,因为在中国,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在很大程度上讲是学术研究的指挥棒:在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学科化的条件下,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大体上也只能朝着学科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学术评价机制或标准的学科化倾向引导甚或决定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化。比如说,在职称评定制度中,各个学科大都会规定只有发表在相关学科刊物上的论文才能被认定为有效的学术成果;体制内各种学术奖项的设定或评价工作,乃至于各种科研项目的设立工作,也基本是按照学科而分门别类地进行的。显而易见,学术旨趣上的“西方化”倾向和学术研究或学术评价上的“唯学科化”倾向都丝毫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第一,“西方化”倾向的存在,不仅使得我们成为西方“文化霸权”的被支配者,而更为紧要的是,它还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具体研究的过程中完全丢失了中国,进而使得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向度上的学术自主性成为不可能。一如我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中所分析的那样,尽管中国法学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却受到了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提供了一幅西方关于人类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的论者们完全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并不是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xxvii]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在西方学术话语系统已经为其设定了相应的规定性和理想图景的情形下,其实质是把中国仅仅视作是普遍化的西方历史在东方的一个特殊范例而已。我经过长期思考发现:知识不仅是一种力量,也不只是一种权力,它还具有更重要的维度,即我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xxviii]这意味着我们在解释、研究乃至于批判我们的某种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也在赋予这一对象以某种正当性。中国论者通过对西方知识系统的不断诠释或描述,也使得其间隐含的特定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具有了某种正当的品格。这表明中国论者在这三十年中经由“知识引进运动”而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绝不像客观实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只是反映性和描述性的,也不只是技术管制性的,而更是建构性和固化性的,因为这些知识通过各种制度化安排而渗透和嵌入了各种管制技术和人的身体之中,并成为我们形塑和建构中国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当然”理想图景。实际上,我在最近所做的一项以“消费者权利”的法学研究为个案的分析也表明:中国法学确实存在着严重的“都市化”趋向,亦即在“现代化范式”支配下把原本复杂的由“城乡二元结构”、“贫富差距结构”和“世界结构”重合起来的中国社会做了一种盲目比照西方现代社会的“都市化”同质处理。[xxix]由此可见,我们思想一切,也思想西方知识中的“中国”,但唯独不思想作为中国社会科学思想根据和研究对象的当下世界结构中的现实的中国。显而易见,以西方化的“理想图景”去对西方现代性所主导的全球化的发展走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质发言除了获得“东施效颦”的骂名、甚至重蹈“老师打学生”的覆辙外,是不可能影响西方的!第二,这三十年的学科化发展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初期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唯学科化”倾向所造成的危害也是显见不争的。首先,在我看来,如果说“西方化”倾向致使中国社会科学在研究的过程中丢失了中国,那么“唯学科化”则使它在研究的过程中肢解了中国,因为原本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中国,在中国社会科学“唯学科化”的背景下,却被肢解成了一个个孤立且互不相干的片面或局部。以当下中国颇为突出的城乡二元结构为例,社会学论者一般都只会关注对这一结构的经验调查和描述,法学论者大多会关注由这一结构所产生的所谓“国家法-民间法”的互动或紧张问题,而政治学论者则往往局限于城乡平等问题甚至更为具体的户籍改革或村民自治问题。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涉及到了上述各个方面或局部,而且还涉及到了中国发展及其阶段的问题和人口问题,更是涉及到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和社会秩序正当性或可欲性的大问题,而对于后者,只有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理论知识才能得到更为妥善的整体性解释或回答。其次,在国际社会科学界普遍盛行“问题主导”而非“学科主导”的背景下,“唯学科化”倾向既不利于国际学术交流的进行,事实上也严重制约着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的步伐。比如说,前些年,德国学者哈贝马斯访华时,由于他本人的研究领域横跨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中国却因为“唯学科化”倾向的支配而只能分别从各个学科派出多名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法学家等等才能勉强与他进行对话,因此在这样的对话中,每个学科的中国论者也只能就自己所了解的那个学科片面维度进行提问和展开讨论,进而无法就哈贝马斯哲学思想所依凭的贯穿多学科的前设和前提展开实质性的讨论。此外,前不久,国内某著名高校邀请英国学者吉登斯来华讲学,主办者主要考虑到吉登斯在社会学领域的崇高声誉而特意在他讲座前一一介绍了邀请来参加讨论的中国多名很有水平的社会学家,但是吉登斯在听完主持人的介绍后却颇有针对性地指出:“我并不是漠视自己作为社会学家的角色,但我不太赞成人们在学科之间设立严格的界限。我认为我们最好是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学科为分界。”[xxx]在我看来,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西方化”和“唯学科化”这两大瓶颈,所以我们不可能以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使西方社会比较确切地认识整体的中国;我们既难以我们的学术研究去解释中国既有的发展经验,更没有办法以我们的学术成果去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世界秩序的方向。当然,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在使中国成为“经济中国”的同时,也使之成为“学术中国”以及学术影响下的“政治中国”,从而担当起全球化时代所赋予我们的时代使命!在此,我必须即刻对“唯学科化”的问题做出进一步的澄清:第一,我指出学术研究“唯学科化”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意味着我就一定倡导“跨学科的”(trans-disciplinary)研究,因为“跨学科”的这一观念本身仍是以分立学科的存在为前提的,它实际上是对分立学科范畴的意义和正当性的确认[xxxi];我的主张毋宁是“无学科的”(non-disciplinary)研究或以“问题为主导”的研究。第二,我指出学术研究“唯学科化”所存在的问题,也不意味着我否认学科化本身对教学的意义和价值。为此,我们必须区分两类知识:传承或教育的知识与认识和解释社会的知识;或者说便于教学的知识和用于研究的知识。应当承认,在传授知识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需要学科化,这主要是出于知识传授的便利和传承的考虑;但是我们在分析和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在认识和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却不能以学科为界限,而应当以“问题为主导”。因此,考虑到教学与研究的差异,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学科化”单轨模式迈向“学科化”教学与“问题导向”研究齐头并进的“双轨模式”。总而言之,“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并不仅仅用于文学艺术,对社会科学而言,事实上也是如此。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只有为世界学术贡献出“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而不仅仅是复制“西方的理想图景”,我们才能对世界发言,真正为世界学术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而要贡献出“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我们必须展开“问题导向”的无学科的综合性研究。-------------------------------------------------------------------------------*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教授,法学与政治学博士生导师。[i] [美]罗伯特·赖克:《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徐荻洲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赖克对全球化问题的分析并非如此简单,而且我在这里也只是在描述的意义上征引他的这一观点的。[ii] 参见[美]乔治·里茨尔:〈〈虚无的全球化〉〉,王云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iii] 关于罗马俱乐部的主要研究报告,请主要参见《增长的极限》(李涛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以及《人类处在转折点》(刘长毅等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7年版)。[iv]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全球化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或者华丽的辞藻,……然而,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这个词在学术界或日常语言中被普遍使用,因为它已经无处不在了。”他指出,在今天,“任何一个想要理解我们将来的人绝对不能忽视它”。[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全球化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但是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的产生,据考大致有四种说法:一说“全球化”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人瑞瑟和戴维斯于1944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里,直到1961年著名的韦伯斯词典才收录了这个词;二说“全球化”这个概念最早是20世纪60年代由“罗马俱乐部”提出来的;三说“全球化”作为一个概念最早是由莱维(T.Levitt)于1985年提出来的,因为他在题为“市场的全球化”一文中,用“全球化”这个词来形容此前20年间国际经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即“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在世界性生产、消费和投资领域中的扩散”(参见Theodore Levitt,“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in A.M.Kantrow (ed),Sunrise...Sunset:Challenging the Myth of Industrial Obsolescence,John Wiley & Sons,1985,pp.53~68);四说“全球化”概念最早应用于国际经济学,它由“一体化”这个概念转变而来。由此可见,全球化概念的产生和发展乃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也请参见吴士余主编:《全球化话语》,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v] 参见Malcolm Waters:Globalization,London,Routledge,1995,p.1.莱斯利·斯克莱尔也指出,“无论怎样,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全球化尚未在概念上完善起来,但是作为一种研究的问题和对象,它已在社会科学中被牢固地确立下来了”。[英]莱斯利·斯克莱尔,《社会学的几种不同全球化概念》,《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3年5月号。[vi] 参见[英]约翰·汤林森:《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周越美译,载吴士余:《视点: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vii] [德]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长是可行的?》,载贝克和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viii] 据坎特(Rosabeth M.Kanter)等论者的一项研究表明:1984年在世界55个国家出版的1600种杂志中,仅有3篇在标题或摘要中使用了“全球化”一词,而到1994年则变为 112篇,增长了37倍(参见R.M. Kanter and T. L. Pittinsky, Globalization:New Worlds for Social Inquiry, in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A Critical Review,1995-1996Volume, p.40)。另据学者的不完全统计,截至 2000年底,从国际互联网(Yahoo英文网站)上可以搜索到有关全球化的文献材料即达5万多篇(参见文军:《经济与社会西方多学科视野中的全球化概念考评》,载《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以上均转引自冯玉军:《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的回应》,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页。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晚近发展起来的各种有关“全球化”的学术期刊中,美国印第安那州立大学于1993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全球法律研究杂志》(Indiana Journal of Global Legal Studies,简称Indiana JGLS)最负盛名。该刊每年春秋两季各出一期,迄今已有20多期。除了《全球法律研究杂志》以外,《欧洲国际法杂志》等学术刊物也以相当的篇幅对法律全球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ix] [英]保罗·赫斯特、格雷厄姆·汤普森:《质疑全球化:国际经济与治理的可能性》,张文成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x] 参见[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杨雪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14页。[xi]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社会科学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81页。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庞德《法理学》的译序中也明确指出,“的确,上述根本视角的转换有可能为中国法学迈向全球化结构的研究范式提供某种较为基本的具有哲学意义的基础,也为我们真正发展中国自己的法学开放出了一个极具理论意义的可能性”(拙文《迈向全球结构中的中国法学:庞德<法理学>(五卷本)代译序》,载[美]庞德:《法理学》(第二卷),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xii] 参见Jürgen Habermas: “Was bedeutet der Denkmalsturz?”, 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 vom 17. April 2003,转引自童世骏:“全球政治中的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批判”,载] 我在其他地方已经借用齐美尔关于“优位之势(superordination)”与“劣位之势”(subordination)的论说和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结构”的支配性质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参见拙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0-15页和拙文:《中国法律哲学当下基本使命的前提下分析: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世界结构》,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5期。[xiv] 参见拙文:《认识全球化的问题化进路: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理论问题的追究和开放》,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2期。[xv] 参见U. Beck, What is Globalization? London: Polity Press,2000,转引自张世鹏:《什么是全球化?》,载《欧洲》2000年第1期。[xvi] 参见拙文:《一种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化观”的论纲》,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1期[xvii] 参见拙文:作为一种“国家法与非国家法多元互动”的全球化进程》,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3期;《作为一种矛盾且多元进程的全球化》,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4期;《作为一种主观且可变进程的全球化》,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5期和《开放的“全球化观”与“主体性”中国的建构》,载《河北法学》2008年第6期。[xviii] 关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发展战略,可以参见[xix] 参见王岳川:《大国文化创新与国家文化安全》,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2期。[xx] 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是由美国科技情报所(ISI)编辑出版的对社会科学期刊和论文进行评价的一种重要工具,2007年度SSCI收录1962种由40余国家出版的期刊,其中以美国最多,所占比例将近60%, SSCI期刊分布中前10位的国家出版了超过90%期刊。在2007年SSCI收录期刊中,涉及中国社会科学的期刊却只有10种,具体包括:英国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出版的《世界经济》(China &World Economy);美国纽约艾斯维尔公司出版的《中国经济评论》(China Economic Review);美国纽约大学出版的《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美国M E SHARPE公司出版的《中国社会与教育》(Chinese Education and Society)、《中国政府与法律》(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和《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美国塞奇公司出版的《现代中国》(Modern China);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杂志》(China Journal);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中国评论——中国发展综合期刊》(China Review-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n Greater China);台湾地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出版的《问题与研究》(Issues Stues)。在这10种期刊中,除了2006年中国大陆首份入选SSCI收录期刊的《世界经济》(China & World Economy)(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共同主办)以外,其余9本都是由美国、香港、台湾等地的大学和机构主编出版。尽管2008年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IAS)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CEMA)联合主办、由邹恒甫主编《经济与金融年刊》(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也顺利入选SSCI,但中国期刊在SSCI来源期刊中所占份额仍极其低下。上述数据是由我的博士生刘小平和孙国东从SSCI系统和网络中查询获得,在此也对他们致以谢意。[xxi] 经济学界已经开始探究所谓“中国奇迹”的成因。比如说林毅夫提出的“后发优势论”:“发展中国家一般说来,资金相对稀缺而相对昂贵,劳动力相对丰富而相对便宜,这就决定了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载《经济学季刊》2002年第4期)秦晖则从交易费用的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点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进色彩不复存在;其二是‘在市场化进程中以集权降低制度转换的交易成本’成为‘奇迹’的主要原因。”(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载《南方周末》2008年2月21日)[xxii] 事实上中国从16世纪就随着西方基督传教士的进入(特别是1583年利玛窦来到中国)而开始遭遇西方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论者指出:“当16世纪中国进入世界以后,思想史就再也不能不考虑全球的因素,”这标志着中国从16世纪开始就迎来了“思想史的一个新时代”。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2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xxiii] 参见邓正来:《学术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杨国枢、文崇一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湾1982年版;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xxiv] 关于这部分的讨论,请参见邓正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再思考——学科与国家的迷思》,载邓正来:《学术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xxv] 关于西方社会科学学科的建立,在19世纪还因每一门学科都持续强调与其他学科的差异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对各自学科的非知识认同而得到了强化或固化,套用沃勒斯坦的话说,“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它们从19世纪中叶直到1945年逐渐地成为大学里的一些正式学科”,并在内部差异的强调下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社会科学”名之并与前此的各种社会思想相区别的制度化知识领域。16具体到实践层面来看,我们还可以把实现这一制度化知识领域的步骤进一步概括为:首先在一些重要的大学里设立一些讲座职位,然后再建立一些系科来开设有关的课程,学生在完成课业后取得相关学科的学位;当然,伴随着这一学科知识训练的制度化(知识再生产)进程,各自学科研究(知识生产)也得到了制度化──创办各学科的专业期刊并且由此而确立了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学术成功的必要条件的观点,按学科建立各种全国性的和国际性的学会,同时也建立起了按这些学科分类的图书收藏制度。除此之外,还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规范已有的学者和训练培养未来的学者还不是这些学科的最强有力的操纵机制,它们还拥有一个更强大的机制,即控制学生毕业以后的职业类型,甚至还能反过来规定或创造社会对知识的需求类型。参见[美]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第21-2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xxvi] 对于重建这样一种新的系统的社会科学知识,所需要的并不是那种对既有的前提所做的常规性重思(rethinking),而是“否思”(unthinking),亦即对19世纪以来普遍流行且具支配力的研究范式进行彻底的挑战和批判13。对19世纪社会科学的这一否思向度,主要反映在沃勒斯坦的四项重要文献之中:一是收集了他于1982年至1991年所发表的有关社会科学知识与其结构性基础间关系的论文的《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诸范式的限度》一书;二是此后由他建议并在古根基金会资助下完成的社会科学集体研究项目,即1996年出版的阶段性成果《开放社会科学》;三是1996年发表在他本人创办的《评论》(Review)杂志上的“科学探寻中的历史”论文;四是他在1997年《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三月号上发表的题为“社会科学与对正义社会的追求”一文。主要参见Wallerstein, I. 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The Limits of Nineteenth Century Paradigm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6. History in search of science. in Review. vol. 19. no.1:11-22; 1997. Social science and the quest for a just society.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2. no.5: 1241-57;[美] 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xxvii] 参见拙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xxviii] 关于这个问题,我早在《研究与反思》一书的自序“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思”中就明确指出,“正是这些被我称之为‘结构性基础与社会科学知识之间的互动关系’才是人们熟视无睹但在根本的意义上却支配着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现象,它们才是真正‘不在场’或‘始终沉默’的东西,因此,对这些现象的揭示和批判才真正是当下知识社会学的使命所在”。拙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反思”,载《研究与反思》,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另请参见拙文:《知识生产与支配关系》,载《邓正来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xxix] 有关“消费者权利”的法学研究这一个案的具体分析,请参见拙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15-130页。[xxx] 吉登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精神导师吉登斯谈福利国家》,] 的确,在西方学界从各个面相对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冲击和内在质疑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时尚,即采取所谓“跨学科”的研究策略以突破那种被制度化了的学科间的历史障碍。就此一时尚而言,1945年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努力便是知识者创造出了一个被称之为“地区研究”的领域。实际上,地区研究依其定义便是一个“多学科”的领域,它依据那种把地理区域视作在文化、历史和语言诸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的假设而将那些希望从本学科出发对特定“地区”进行研究的学者集合在一个单一的结构之中,从而跨越了上述推进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三种矛盾或界限。这种学科间相互促进的实践,不仅表明此前对社会科学知识所作的鲜明的制度性区分具有相当大的人为性,而且也影响了历史系科和三个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系科内部的社会性结构。就“跨学科”的取向而言,最值得我们强调的乃是著名的法国年鉴学派,因为年鉴学派运动本身就是在亨里·贝厄、吕西安·费佛尔、马克·布洛克和布罗代尔等著名学者的领导下为回应那些构成19世纪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基础的支配性前提(尤其是学科划分)而创生的,这明确表现为年鉴学派在主张“多元学科”或“跨学科”时所提出的著名口号: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开放”!当然,经由对这个问题的强调,还可以使我们发现与年鉴学派之间存有极为紧密的学术传承关系并于1976年创办了“布罗代尔研究中心”的沃勒斯坦与该学派的分歧以及他试图超越年鉴学派的出发点。但是,沃勒斯坦指出,无论是“跨学科”还是“多元学科”,表面上似乎都在努力跨越各学科的界分标准,然而,这样的努力并没有真正达到它所设定的目的,反而是强化了这些学科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所谓“学科”。

  为了以制度化的方式促进全球范围内英文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以整体联动的方式促进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真正走向世界,同时为了使全球(英文)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努力在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UNESCO)的协助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与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于2009年7月45日在复旦高研院通业大讲堂举行了学术期刊与走向世界的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论坛。来自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相关学者与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Critical Asian Studies,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China Quarterly,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和《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清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英文版)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杂志的主编一道围绕中国社会科学期刊如何走向世界的主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和较为严肃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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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话语争夺与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转型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主编邓正来教授代表论坛举办方致辞。他首先欢迎和感谢中外学者与会,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Gudmund Hernes教授对论坛筹备所给予的大力协助,感谢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潘世伟先生,感谢复旦学报编辑部及主编黄颂杰先生对论坛的支持。就本次会议的宗旨,邓教授指出,我们邀请国内国际上SSCI等著名期刊的主编和学者与会,根本的目的在于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走向世界。而本次论坛就是要讨论如何兑现这一战略;讨论在全球化话语争夺过程中中国学者的作为;讨论如何在倡导知识革命的背景下办好中国的英文学术期刊并向世界展示中国。邓教授希望三个半天的讨论会为我们带来智识上的愉悦。      本次论坛为期一天半,设置“主题发言”专组和五个主题单元,分别为:“学术期刊在社会科学学术发展中的作用”、“学术期刊向世界介绍中国学术成果”、“学术期刊与检索服务”、“中国学术期刊走向世界”和“中国研究与学术期刊全球俱乐部”。      开幕式结束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Gudmund Hernes教授应邀做了题为“中国的地位与学术发展”的主题发言。他指出,新千年以来,各种危机纷繁迭至,人类面临着少有的挑战。我们应该反思,这些危机并不仅仅是制度或技术方面的,同时也是学者和理论界危机,因为我们对这些问题缺乏足够的敏感和有效的解释。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进行着现代转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经验或模式能否成为一个典范?从很早开始,外国人就对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其近期的成就更使之成为全世界的聚焦点,这不仅向世界,更主要地是向中国的学术界提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如何让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这需要考虑传统的因素,同时也要注意全球化问题的存在。Gudmund Hernes教授指出,一个国家融入全球社会,需要具有充足的知识生产能力,成为一个受关注的对象,具备国际合作的能力。而作为知识载体的期刊的意义就在于它对知识的传播和推介,而学术期刊进入国际学术视野,则要注意学术道德,学术规范和知识类型等方面的因素。      Gudmund Hernes教授发言之后,与会人员就其报告所提出的“中国模式”,知识生产的动力机制,学术研究倾向,知识产权规范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学术期刊在社会科学学术发展中的作用      邓正来教授主持本单元。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首席专家、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主编易显河教授,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主编、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主编周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英文刊)副主编赵锡军教授进行了分组发言。      学术期刊向世界介绍中国学术成果      邓正来教授主持本单元。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JCC) 主编、美国丹佛大学教授赵穗生,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主编Xiaming Liu, Asian Politics and Policy主编David Ho进行了分组发言。      学术期刊、质量管理、检索服务      邓正来教授主持本单元。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国家创新基地副主任叶继元教授,China Quarterly主编Julia Strauss特约代表胡志德教授,Critical Asian Studies主编Thomas P. Fenton教授,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主编Kevin Hewison教授,上海社科联《学术月刊》主编田卫平研究员进行了分组发言。      中国学术期刊走向世界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副主编郭苏建教授主持本单元。《复旦学报》(社科版)主编黄颂杰教授,英文刊《中国与世界经济》主编冯晓明女士,《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陈振声研究员,清华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座教授王宁先生进行了分组发言。      中国研究与学术期刊全球论坛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程郁缀教授主持本单元。邓正来教授代表论坛举办方向与会学者发出了关于建立“中国研究与学术期刊全球论坛”的倡议性发言。邓教授从创办宗旨、学术理念、组织形式及日常联系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与会学者围绕本倡议展开了极为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很多具体的修改和完善意见。   程郁缀教授在本单位小结中指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举措,本次论坛富有成效地讨论了很多问题,但是真正实现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还需要有常规性和长效型的体制性保证。邓教授发出的倡议极具建设性,根据与会人员的讨论结果,大家都同意了这一倡议。程教授建议把秘书处设立在复旦高研院,并且希望高研院进一步整合与会代表的建议和意见,进一步完善相关方案。      闭幕式上,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代表复旦大学对本次论坛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他感谢国内外学术同仁,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本次论坛的支持。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在理论视野和开放意识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本次论坛的举办也契合于这种问题意识。而论坛所激起的讨论也表明了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思考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学术研究走向世界,如何把中国研究向纵深推进,从而使中国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学术田野”,而是真正地激活她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元   素。      最后,邓正来教授做了总结性发言。他简要回顾了本次论坛主要讨论的问题,如SSCI与学术期刊国际化,学术期刊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中的作用,学术期刊与中国研究之间的关系等等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的讨论和开放出来的新问题为我们进一步推进中国的学术期刊建设,推动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积极的启示。同时邓教授也指出,尽管中国的学术期刊国际化取得了若干的成就,但是我们应该保有一种必要的危机意识,应该反思我们在国际主流学术格局中的位置,应该思考“走向世界”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政治意义。      本次论坛的举办时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恢复重建三十年,是中国乃至世界上首次举办全球英文学术刊物的高层次论坛。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国际化”的努力上也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从面向未来的视角来分析,距真正确立起它在国际学术界中的相应地位仍任重道远。本次论坛主题集中于学术期刊的国际化问题,并使之与对中国研究的发展样态的分析关联起来。会场气氛热烈,对论题的讨论具体而深入,主题发言人同与会人员及听众之间的往复论辩既契合于特定单元的主题,同时又直接深入到与此论题直接相关的,也是更为基本的理论研究层面。论坛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建设,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视角和经验借鉴。      “学术期刊与走向世界的中国研究”国际学术论坛与会信息      1. Gudmund Hernes,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世界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   2. 杨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   3. 易显河, 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首席专家、英文《中国国际法论刊》主编   4. Chung-ying Cheng,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主编   5. Zhou Daming, 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主编   6. 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英文版)副主编   7. Suisheng Zhao,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主编   8. Xiaming Liu,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主编   9. David Ho, Asian Politics and Policy主编   10. 王宁, 清华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致远讲座教授   11. 叶继元, 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国家创新基地副主任   12. Julia Strauss, China Quarterly主编及其特约代表胡志德教授   13.Thomas P. Fenton, Critical Asian Studies主编   14. Kevin Hewis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主编   15.黄颂杰,《复旦学报》(社科版)主编   16. 程郁缀,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   17. 冯晓明,英文刊《中国与世界经济》主编   18. 田卫平,上海社科联《学术月刊》主编   19. 仲伟民,《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   20. 陈振声,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原副局长   21. 苗晨霞,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代表处   22. 吕晓刚,《复旦学报》(社科版)副主编   23. 郭苏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副院长,英文《中国政治学刊》主编   24. 邓正来,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主编,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主编

  在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看来,我们应当将中国社会科学期刊走向世界这一主题放在中国社会科学百年来历史发展的历时性背景和全球化这一共时性的背景来观照。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百年来的社会科学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相对明晰的三个阶段:(1)从1840年至今的引进阶段,即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在翻译大量社会科学文献的同时,也在中国建立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2)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复制阶段,即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和方法解释中国问题,复制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模式,这在经济学领域表现尤为突出;(3)从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国际接轨阶段,即开始与国际社会科学的学术规范、学科体系和学术建制等全面接轨,其主要的表现是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学术规范化运动。在上述历时性向度的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观照下,以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为载体的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不仅标志着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而且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学科发展的一个临界时刻,因为它意味着中国社会科学必须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学术交流的阶段。 [2]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标志着中国社会科学知识转型时刻的到来。

  从共时性的视角看,当下如火如荼的全球化进程为中国社会科学走向世界赋予一项新的时代使命,即参与全球化时代的话语争夺。根据邓正来的研究,无论是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还是从西方国家在全球化时代对中国予以支配的性质来看,中国社会科学在贡献中国据以参与话语争夺、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的理想图景方面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因为只要我们建构起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以将参与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资格转化为修改世界结构之规则的能力,并基于中国立场型构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而中国社会科学在贡献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方面则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一方面,从全球化本身的性质来看,如果我们采取问题化的进路将全球化本身问题化,而不是前见性地将其看作是某种必然性的、客观存在的现实或过程,我们就可以洞见到全球化与全球性、特别是全球主义的关系,洞见到潜隐于全球化进程背后的话语争斗夺和文明冲突实质,进而洞见到一种服务于主体性中国的开放性全球化观; [3]这是因为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一元化的同质化进程,也不是一个只有客观维度的发展进程,更不是一个绝对正确的甚或正确本身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可以根据人之认识或利益或传统被建构或被重构的博弈进程,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偶然且可能是一个可逆且不确定的过程。 [4]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经加入WTO等国际组织而被裹挟进全球化进程后,西方对中国的支配实质是一种基于承诺的支配,而这种支配性质的变化则意味着:只要我们拥有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我们就可能在承诺遵守全球化规则的同时根据基于中国立场的理想图景而修改全球化的运行规则,进而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方向。 [5]作为一种未来的意象,理想图景尽管是一种高于现实的准自然法,但却对现实具有建构性的意义 [6];正如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指出的那样:尽管我们现在很清楚地认识到,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什么确实的未来,然而未来的意象却会影响到人类目前的行动方式。 [7]显而易见,作为一国的思想库和智力库,中国社会科学理应在贡献出中国自己的理想图景方面做出我们责无旁贷的贡献。

  邓正来教授的上述观点不仅为本次论坛的整个讨论奠定了学术基调,而且也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在论坛正式开始前与邓正来进行的专场学术对话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Gudmund Hernes对中国参与话语权争夺的上述立场表示明确的赞同。他指出:主流的国际学术期刊大部分是英美的杂志,而在其间,涉及到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知识霸权问题。这一话语霸权地位必须要受到挑战,惟其如此,全球的社会科学才能得以更为健康的发展。中国社科院外事局局长杨扬则把邓教授所谓的中国社会科学参与话语争夺称为中国社科界普遍觉悟的时代已经到来。他用你们、我们和咱们这种汉语特有的主语人称之谓形象地指出:身份觉醒是成长中的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近十几年以来的最重要的阶段性认识,他们越来越自觉地树立了一种新的身份,即中西相互关系和互动过程的研究本体(主体);申言之,中国社会科学的论者们不再简单地把你们(西)直接视为我们(中),而是将你们(西)与我们(中)相乘(而非相加)形成汉语中特有的咱们,进而建构了主述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和互动。他强调指出:中国社会科学这种咱们的认知主体(叙述主体),是学贯中西之后的中国经验的理论概括,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叙事,当然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但又是世界主义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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