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会专家反复强调保护传承民间文学的重要意义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有的民间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间文学面临着传承危机。然而,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关系的变更是大势所趋,不可能因保护传统的需要就阻滞农耕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步伐。民间文学的传承与保护面临新的挑战。

  ●对口头文学来说,比传承人去世更致命的是听众的消失。

反思与进言:聚焦非遗名录之民间文学-2

  民间文学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谚语、谜语等,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类别,但由于与物质无缘、与金钱疏离,除了传说还算炙手可热之外,其余均处于不被重视的弱势地位。为了寻求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的有效措施,加强其保护与传承,日前,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中央民族大学主办,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承办的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领域的专家学者、非遗保护的基层工作人员、相关的代表性传承人共60余人参加了会议。

  保护民间文学,不仅为了延续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同时,也为现当代文艺创作提供丰富的源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月1314日,在北京召开的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反复强调保护传承民间文学的重要意义。会议由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与中央民族大学主办。

*  ●把民间文学的传承寄托在少数人身上,是不可取的。*

刘锡诚

  故事不受重视,传说相对火爆

  民间文学:被命名的生活形式

*  ●不是只有乡村才有民间,城市同样有民间;对流传于互联网和手机上的段子、故事等新事物,民间文学研究不该背过身去。*

斗转星移,90年后的今天,孟姜女传说传播和传承比较密集的地方,已经所剩不多了,国家“非遗”名录中只入选了河北省秦皇岛市、山东省淄博市、湖南省津津市区区三处地方。“八达岭长城传说”进入了第二批国家“非遗”名录,作为保护单位的北京市延庆县近年搜集记录的传说故事中,采录到了一组12个孟姜女传说。这是在明长城经过的十个省区中,我所见到的唯一一个地区在调查基础上记录下来的孟姜女口头传说,实在是难能可贵,可惜他们并没有被认定为“孟姜女故事”这个项目的保护地。由此想到万里长城传说的命运。1984年,邓小平为维修中国古长城作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的题词后,河北省民间文艺研究会的老民间文学学者宋孟寅、董侃组织搜集并编纂了一部40多万字的《万里长城传说》(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收入了流传在河北、辽宁、北京、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八个省区的长城传说179篇,内容所及包括修筑长城、镇守关隘、人物史事、地名来历、名胜古迹、民族关系等几大类,是现代中国以来有关长城的民间传说的集大成者。可惜的是,已经进入国家级名录的“孟姜女传说”的保护单位,我还没有见到他们为落实申报时所承诺的保护责任而采录的当代流传的口头作品问世,殊为憾事。

  已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的民间文学类项目梁祝传说,在申报之初曾被莫名其妙地卷入一场发源地归属的争议之中。四省六地的庞大阵容,纷纷拿出可信之物,证明自己才是梁祝传说的真命天子,有的甚至将祝英台当年照镜子的地方搬出来印证是非。然而,一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激辩最终并未分出个胜负,而是互相妥协、联名申报。无独有偶,被并称为我国四大传说的另三位成员孟姜女传说、木兰传说、牛郎织女传说,随后也都成了各地争抢的对象。与此番热闹情形相对照的是,同为民间文学类的非遗项目玛纳斯、江格尔等一直处于日渐凋零的危机之中。已经75岁的玛纳斯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沙尔塔洪卡德尔是该项目几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中最年轻的,后继乏人成为传承最大的困扰。

  提起民间文学,人们很快会想到神话、谚语等耳熟能详的形式。民间文学包括韵文体的民间文学(祭祀诗文、祝颂词、婚礼词、谚语)、叙事体民间文学(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综合艺术类民间文学(英雄史诗、民歌)等,多以民族语言和方言口头说唱形式呈现,有的还辅以独特舞蹈。

  又是一年七夕。闺中女子穿针乞巧,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在庭院葡萄架下纳凉时从长辈口中听来的七夕故事,就这样一代代传下来,成为我们每一次重温都觉得亲切的文化记忆。这正是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的魅力。

除此之外,这种不平衡性的造成,怕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即有些保护单位的工作不到位,缺乏应有的责任感和自觉性。由于这些干部的责任感、文化自觉和知识结构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当地广大人民群众固有的“文化权利”。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学君说:民间文学具有流动性、变异性、共享性的特点,因此并非只在名录地传播。名录地也并不具有独享某一民间文学的权利,而是应有更多的保护责任。如果由名录地独占某个项目,会使其他地方失去保护的积极性,从而加速项目的消亡。这不仅背离了建立名录的初衷,而且还走向了反面。

  民间文学散落在各民族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有学者将其称为被命名的生活形式。它不仅记录了不同民族的起源、历史、祖先和英雄功业,而且展现了各民族的社会实践传统、审美特性和观念表述方式,是各民族文化多样性和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之一。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说。

  如果把人类迄今为止的语言文明量化为一年的话,那么迟至第十二个月人类才开始书写。在这以前的漫长岁月,是神话、传说、史诗、故事、歌谣、谚语、谜语等口头传统陪伴着先人们春来冬往。但是在今天,高科技时代谁还来唱杭育杭育的劳动号子?当《格萨尔》艺人面对着摄像机,史诗说唱还能保持原汁原味吗?历史文化旅游大行其道,导游是否成了最有听众的讲故事的人?网络段子动辄千万次的阅读评论,能否构成新媒体时代新的民间文学?这些问题无不指向一个现实的焦点:民间文学在当下的命运变迁。

其次,关于民间文学项目体系结构的不合理或失衡问题。

  各地对传说热衷,本质目的是为了发展旅游,进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相比之下,故事类项目可被利用的元素太少,因此落得冷冷清清的局面。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大学教授乌丙安对此现象深表忧虑:以民间故事类项目为例,近年来各地报送的申报材料连1%都不到,这不仅和民间故事传承人的口头传承活动悄然消失有关,还与各地政府对其重视不够有很大关系。

  目前,文化部确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十大类别中,民间文学因其广泛性,与传统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医药等相比,在申报中占有不小的比重。

  口头传统凋零了吗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涉及面很广、很复杂的综合工程,要求有一个大体合理的项目结构和分类体系。我国“非遗”名录的十个大类的结构体系,就是在这样的思想下确定下来的,这十大类基本上囊括了我国各民族的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要重视讲述人,更要关注听众

  学者认为,民间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综合性的艺术,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事象,不但有自己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也有独特的表演过程和传播方式,与文艺学、文化史、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密切相关,对它的保护与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是人类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将人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大类,第一类就是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而今,口头传统赖以存在的环境严重萎缩,已是不争的事实。全球经济一体化、传统村落城镇化、大众媒体日益便捷、文化旅游方兴未艾、现代教育制度带来知识新格局,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着当今世界的文化面貌。乡村社会的青年群体大多外出打工,儿童群体接受学校教育,老年群体的闲暇生活被电视等娱乐媒体占据,这些原本积极的民间文学听众相继脱离了传统的民间文学活动领域,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马盛德描述的,正是民间文学在社会环境变迁大背景下的凋零。

“民间文学”类“非遗”也一样,要有一个全面而合理的结构体系。建立一个内部分类体系,乃是解决“民间文学”类“非遗”的结构体系的重要途径。在“民间文学”类下面,又可以分为:神话、传说、故事、歌谣、史诗、长诗、谚语(俗语、歇后语)、谜语、其他等九个小类(亚类)。在学理上讲,“民间文学”还理应包括一些农村里的广场戏、社戏等的“民间小戏”,因“非遗”名录里另有“传统戏剧”一类,故而农村里的广场戏之类自然划归到“传统戏剧”类里去。而上面说的许多地方的文化主管部门这种以经济利益和政府政绩为主要参照系的世俗性、官办性的遴选意向,也是导致民间文学结构状况出现不合理或失衡的重要原因,即具有开发可能和价值的“传说”类项目备受各级政府的重视,在各级名录中占了绝对优势,而具有幻想和虚构特征的民间故事(无论是幻想故事、生活故事还是精怪故事)和民歌在各级名录中的比例,则相对显得较少。这就使我们的国家名录和省级名录,呈现出了项目体系结构不合理或失衡的状态。

  在农耕时代,闲暇时光最为惬意的事情莫过于围坐在一位老者身边,听他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到牛郎织女,从神魔到鬼怪,一个个生动鲜活的民间故事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当年讲故事的场景不复存在,讲故事的人老了,听故事的人少了。那些承载着传统文化的民间故事即将面临无人可传、向谁去讲的消亡局面。

  传承需要关注听众和社会基础

  今天已经不再生产典型的传统的民间文学类型了,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文学的传统已经断了,我们看到月亮会想到嫦娥奔月,到了七夕会想到鹊桥,难道这不是传统的延续吗,从这个角度出发,刘魁立强调,对民间文学的命运来说,比传承人去世更关键的是听众的消失。与其说传承人代表了那个传统,不如说听众代表了那个传统。民间文学为人们所需要、所选择,才能存在、发展、口口相传,失去听众就意味着失去生命。

据我粗略的统计,在“民间文学”类名录项目总数125项中,属于“传说”这个亚类的有46项,占了“民间文学”9个亚类总数的35.6%。在“民间文学”的各种体裁和类别里,“传说”之丰富固然是我们的国情所决定的,也是一些历史较短的民族和国家所无法比肩的。我国的传说中,有山川风物传说、名胜古迹传说、人物传说、史事传说、风俗传说、宗教传说等等;人物传说又有帝王传说、官宦传说、士子传说、工匠传说、农民起义传说等等,不一而足。“民间文学”类“非遗”名录中的“传说”亚类项目所以占有最高比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各地政府申报工作中重传说、轻故事的倾向是带有普遍性的。

  民间文学传统丧失的原因并不在于讲述者的过世,而在于听众的丧失。民间文学只有拥有听众,讲述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民间故事的讲述不仅要重视讲述人,更要关注听众,讲述活动不能忽视了培养、孕育听众群体。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魁立表示,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迁,人们的世界观发生着变化,许多过去讲的故事,很难让现在的孩子产生共鸣,但这并不代表旧的文化表现形式一旦消亡就不会产生新的文化表现形式。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原有的民间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民间文学面临着传承危机。然而,生产力的提高与生产关系的变更是大势所趋,不可能因保护传统的需要就阻滞农耕文明迈向现代文明的步伐。民间文学的传承与保护面临新的挑战。

  对生态的判断有不同的角度,在北京大学教授高丙中看来,当下民间文学的总体生态是作品有消有长,体裁有弱有强,不应把特定作品和体裁的消亡视为民间文学的命运。他还尤其提出重视作品与体裁的关系,有作品做支撑,某一种民间文学的体裁才可以传得下去。资料搜集和文本整理,无疑是保存民间文学作品的有效形式。上世纪80年代起基于全国性普查而编纂的包括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在内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在这个意义上功不可没。但如何不让汉语发达的书写系统和悠久的文献传统干预我们对口头文学价值的判定和开掘,如何防止在抢救性保护之后形成新的文本霸权,也值得思考。

与传说相比,在现有的三批名录中,“民间故事”的各个亚类中,神话项目8个(盘古神话、邵原神话、炎帝神农传说、尧的传说、舜的传说、禹的传说、防风传说、槃瓠传说);民间故事项目除了9个故事村,即:耿村民间故事(Ⅰ―14)、伍家沟民间故事(Ⅰ―15)、下堡坪民间故事(Ⅰ―16)、走马镇民间故事(Ⅰ―17)、古渔雁民间故事(Ⅰ―18)、喀左东蒙民间故事(Ⅰ―19)、北票民间故事(Ⅰ―52)、崂山民间故事(Ⅰ―55)、都镇湾民间故事(Ⅰ―56)外,还有一个以故事家命名的谭振山民间故事(Ⅰ―20),辽宁满族民间故事(Ⅰ―53)、沈阳市锡伯族民间故事(Ⅰ―109)、西藏嘉黎民间故事(Ⅰ―110)三个民族固始县,一个浙江省洞头县海洋动物故事(Ⅰ―111)5个。真正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民间故事巴,只有拉根仓的故事(Ⅰ―51)和烂柯山的传说(Ⅰ―106)两个。或者再加上一个也可算作传说的徐文长故事(Ⅰ―54)。此外,在“故事”亚类里还有一个项目是万荣笑话,不是一个村子,而是一个县。大量知名于世的幻想故事、精怪故事和生活故事及其故事类型,都没有进入我们的国家保护名录。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高丙中对此十分认同,在他看来,民间文学各类别在当地的传承有消有长、有弱有强,所以不要把特定的民间文学的消亡视为民间文学的命运,也不要因为民间文学的历史性而把民间文学当作历史,它在当地的传承还会继续下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户晓辉说:对于民间文学的何去何从没必要过于担忧,它是我们内在的需要,有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面形态会发生某些变化,但是内容呈现是持续不变的。民间文学生存需要讲述环境,虽然过去面对面的讲述环境不复存在,但是网络上的故事流传和网友的回应又重新为民间文学的生存提供了新的土壤。

  长期以来,我国在民间文学保护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工作,探索着可持续的路径。2009年,《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告竣,这是对民间文学进行系统搜集整理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据不完全统计,3套集成共搜集民间故事184万篇,歌谣302万首,民间谚语478万余条。至2013年,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赫哲族的《伊玛堪》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迄今为止,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民间文学类共计125项,涉及190多个保护单位,目前已确定的该类非遗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有77人。

  这其中需要兼顾的一是语言的问题。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为例,我国现在真正广泛使用的少数民族文字不超过10种,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实践传统、审美特性基本都沉淀在口头传统中,而我们的民间文学记录基本都采用汉语普通话,记录的过程如何保真?基于同样的疑问,有不少学者倡议建立民间故事音像数据库,从而鲜活、原生态地记录下故事和语言。二是美学尊重的问题。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朝戈金近年一直倡导口头诗学:如果你用看待李白的美学规则来看《江格尔》、《玛纳斯》,会发现冗长、啰嗦、结构不均衡、细节过度肥大、某些情节被稀释等被书面文学的美学规则所诟病的特点。但如果你坐在火塘边去听一段《江格尔》的韵文,你会感觉它一点不啰嗦因为我们是听一首诗,而不是读一首诗、看一首诗,这其实是法则的转变。三是基本保护与整体保护的问题。在文本搜集整理以外,要有更高层次的观照。不是拿个录音机,按下开关,然后拿着录音带回来写文章。传统文化是高度依赖文化生态的,搜集资料的同时需要对文化生态进行整体描述,朝戈金说。

总之,目前国家名录“民间文学”类出现的不合理或失衡状况,未能全面反映出中国民间文学生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实际情况。

  记录保存最可取,新的工程要启动

  这些工作对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但还远远不够。辽宁大学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乌丙安提出了需要注意的五大难题:虽然国家在大力保护传承人,但口头传承活动仍在悄然消失,少数民族地区的《格萨尔》、《玛纳斯》等还在流传,而汉族地区的民间文学传承几乎消失;民间文学中的故事类在非遗项目申报中存在巨大缺口,甚至不到1%;传说类申报火爆,以此为基础的旅游开发利用竞争激烈,破坏了原有文化韵味;口头说唱形式非遗项目分类保护未达到共识,虽是技术性问题但带来的争议影响正常工作;实际工作中,部分非遗法条款难以贯彻落实。

  非遗不是护身符

(二)按照民间文学的特点实行分类管理势在必行

  不过于担忧并不代表对传统的放弃。毕竟,传统的民间文学承载着几千年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需要我们更好地继承和保护,但是该如何保护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魁立认为,对民间文学保护中的两个重要对象讲述人与搜集者也需要正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被作为整个传统的代表是无可厚非的,但不应该忽视孕育他们的广大群体。搜集者常常给予搜集对象以一个规范,他们对民间文学的理解变成整个学术界和社会舆论中的主导规范,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文本霸权,虽然给我们了解和研究做了向导,但并不能完全反映民间真正状态。关注民间文学的命运,更需要关注听众和社会基础。

  在前不久的我国第八个文化遗产日,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举办了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研讨会,围绕着非遗热中的民间文学保护和研究,与会学者有喜有忧。喜的是,随着少数民族文学《格萨尔》、《玛纳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以及国家级非遗名录中125项民间文学项目和77位国家级传承人的入选,民间文学保护借助非遗获得了更高的平台和更有力度的扶持;忧的是,鉴于民间文学流变性强、发源地不明晰、口述环境萎缩等特点,保护难度日益凸显,而非遗项目申报比例失衡,热的过热、冷的太冷,获批之后建设性破坏屡屡发生,更是暴露出遗产至上的功利倾向带来的弊端。

国家“非遗”保护的十年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要求理论工作者做出呼应和回答。民间文学的实质、本性、特点、价值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在文化工作者中间,需要普及和深化。这是做好民间文学保护项目的选择和申报名录的关键之所在,若果理论研究长期停留在“学院研究”的层面上,不去回答中国现实提出的问题,不仅理论本身不能前进,非遗保护实践也会在迷茫中徘徊不前。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刘锡诚认为,记录保存是当下对民间文学最可取的保护方式。将头脑里储存了大量民间文学作品的高龄故事家、歌手、说唱艺人的讲述演唱用文本记录下来,他们一旦过世,这些记录的文本就成为了其生命和遗产延续的根据。贺学君认为,保护可以分为基础性保护和发展性保护两种。基础性保护就是以静态存在为对象,对遗产对象采取确认、立档、保存等措施,力求做到内容真实准确、保存科学安全。发展性保护可引入了研究和宣传两种力量,以对象的活态存在为中心,目的在于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推动其生命自身对项目的弘扬、传承与振兴。这是保护民间文学的本质与关键,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的传承之道。乌丙安还建议,应该启动一个比《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三套集成工程更重要的工程,对民间文学做一次大的搜集整理。(本报记者 杜洁芳)

  民间文学的整体性保护尤为重要

  民间传说申报火爆,相比之下,故事类项目冷冷清清,像哥俩分家、田螺姑娘等流传那么广的故事却无人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辽宁大学教授乌丙安对此现象深表忧虑。热衷传说而非故事,自然是因为传说的影响力、可资挖掘开发的资源能量大,这从近些年的遗产旅游热就不难看出。一个孟姜女有6个地方申报,而且纷纷声明孟姜女哭倒的地方已经找到。现在连祝英台照镜子的井、木兰上马的上马石,也都找到了。民间传说类非遗评一个,旅游业就开发一个。

我们国家大,幅员广,参与主持文化工作的各级干部的文化自觉和文化修养不同,对民间文学价值的认识不同,使国家级和地方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出现不平衡是在所难免的。如前面提到的,如果进一步深入研究,就很容易发现更深层的问题,即凡是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便于投入扩大再生产并“打造”成文化产业的,或易于转变为旅游景点的类别和项目,普遍得到了各地政府的重视。那些不具有商业开发价值的项目,尽管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甚而至于处在濒危境地、亟待抢救的项目,也很难得到地方政府足够的关注,而地方政府的文化主管部门也因缺乏文化本位知识和素养,而往往更多地把目光集注在旅游开发、举办文化节、对外招商引资等政府形象工程上,或停留在文化工作的老路上——把较大力量放在表演艺术的展演活动上,认为这类缺乏商业开发价值的口传项目缺乏申报和保护的价值,即使做了也是劳民伤财,故而,这类民间文学项目大多还处于继续湮没无闻、自生自灭的状态之中。

  在我国,民间文学的研究起步较早。据中国文联研究员刘锡诚介绍,蒋观云于1903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被认为是目前所知的我国第一篇论述民间文学(神话)的文章。在五四新文化(300336,股吧)运动前后,我国的民间文学搜集和研究就已经进入到了现代学术层面。20年代末在广州,30年代在杭州,40年代在大西南、上海、香港及延安等地区,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均得到了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后,民间文学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我国成立了专门的搜集研究机构,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的民间文艺学理论体系。

民间文学是人类历史的记忆,其存在方式乃是口头流传,而不是别的。对只在底层民众中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创作和流传的民间文学的轻视,也来源于文化主管部门的当事者们对民间文学的价值的认识的不足,他们以为民间文学只不过是那些在劳动之余闲极无聊的民众借以解颐的谈资笑料而已。这就大错特错了。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术的土壤。……任何神话都使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就消失了。……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想象力,这个十分强烈地促进人类发展的伟大天赋,这时候已经开始创造出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并且给予了人类以强大的影响。”恩格斯说:“荷马史诗和全部神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希腊人从野蛮时期进入文明时期所带来的主要遗产。”略微引用这么几句经典性的论述,已经足够了。总之,一个民族的民间文学不只是这个民族的艺术的宝库,而且是这个民族发展前进中继之而起的艺术的土壤。中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集中表现和重要载体,任何有意无意地贬低它的价值和意义的观点和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当前,学术界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和保护所覆盖的地区和学科都较为广泛。不仅对汉族、藏族、蒙古族、哈萨克族、土家族等特色鲜明的史诗、神话等研究深入,而且涉及门巴族、珞巴族、普米族、撒拉族等人口较少的民族。同时,对民间文学内涵挖掘及保护传承,也从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文艺学、数字技术等多领域展开。

对于我国名录中的十大类项目的“名录”保护模式,学者们早就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即不能一律对待,而要“分类管理”。这个建言已经被主管部门所接受。但上述不良倾向却一直未能得到遏制,甚而至于还有持续蔓延的苗头。生产性保护、展演性保护,对于传统技艺和表演艺术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有效的模式,但对于民间文学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则不尽适宜。笔者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总则”里规定的“记录”保存和保护并举,应该是“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的首选模式。

  对于具体保护实践而言,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泳超认为,应将保存作为保护工作的核心内容。事实上,这项工作一直在持续。近几年来,不断有新发现,如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等,静态保护工作成绩突出。

(三)有代表性的意义重大的项目

  然而,因民间文学涵盖说唱、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整体性保护尤为重要。马盛德认为,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要认真审视传统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转化与活态传承特性,顺应从口耳相传到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官相互作用的时代变化,科学探寻将民间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动画片、歌舞剧等新表现形式的途径,提高创新传承的实效。

第一,地域文化或民族文化中有代表性的、重大文化意义与社会价值的项目。

  乌丙安建议,尽快启动中国民族民间口头文学多声部大系,收入神话、谚语、故事等细分类别,将其纳入五年计划中,这项工作最好与小康社会建设目标同步完成,以保证能够及时留存民族文化。

上文分析了前三批国家级名录中“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的情况与走势,说明“民间文学”类“非遗”越来越受到各地“非遗”保护中心和地方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正处于方兴未艾的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普查和申报工作的现状。这就要求各省和各地的非遗工作者们以积极拓展的心态,挖掘深藏在老百姓记忆里的有代表性和独特性的的项目加以推荐,不要为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留下遗憾。如果说,前三批名录的申报是在尚未进行普查的情况下主要由地方政府官员决策提名申报的话,那么,第四批国家名录的申报,则是在普查基础上的、已经摸清了“非遗”家底的申报。要在全国非遗普查的成果基础上,以当代国际和国内学术视野的关照下做出比较、分析和权衡,选择那些有重要文化意义和社会价值,在民间文学叙事传统中具有独特性的项目。如果你那个地方的普查不理想、不普遍、不科学,那就要对初步确定的项目再次进行专题性的调查,尽量全面地采集当代还在当地民众中流传的各种口述文本。

关于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向项目,文化部在此前的文件中曾对“民间文学”类“项目”的提出了一些标准,我将其归纳如下:

(1)所申报的民间文学作品必须具有鲜明的传统性和世代传承特点。

(2)所申报的民间文学作品应在较为广泛的地区或某个族群中具有突出的文化代表性或标志性。

(3)所申报的民间文学作品必须是从省级名录选出来的。

(4)所申报的民间文学作品必须附有讲述者(演唱者)及其相关背景材料。

(5)对于在全国或各民族中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具有代表民族文化身份或涉及国家文化主权的民间文学形式或作品,可由专家组(或委员会)特别提名、立项,直接进入名录。

根据这些要求,申报国家级“非遗”名录中的民间文学项目,要具有鲜明的传统性,即应是世代传承下来的,而不是新创作的;必须是在较为广泛的地区或某个族群中具有突出的文化代表性、或标志性的作品。传统性与传承性、代表性与标志性,是申报国家级名录的最基本的“门槛”。在此,笔者还要补充的是,申报在国家名录的,必须是“活态存在”的,即在当代社会条件下还在口头流传的,而不是已经消失了的。第5点的“在全国或各民族中广泛流传、影响深远、具有代表民族文化身份”的作品,实际上是对其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一个补充。

第二,怎样对待“常见民间故事类型”

申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类代表性项目,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各省的民间文学专家们于20世纪80年代在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时集体研究确认的“常见民间故事”(或“常见民间故事类型”)。笔者在《“非遗时代”的民间文学及其保护问题》一文中已经就此发表了一些意见。“常见民间故事”(或“常见民间故事类型”)的形成,是叙事类型的民间文学作品在长期传承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常见民间故事”和类型的形成,既体现了故事流传演变的特点,又体现了故事作为文类的规律。关于民间故事类型的普遍性,曾经在芬兰学者阿尔涅创始的基础上补充完善了世界民间故事类型的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说:“对普遍存在的或远古的民间故事,恰恰有更明确的证据表明,最不相同的民族也有他们故事内容上的极其相似点,同样的故事类型和叙事主题,以最令人迷惑的方式遍及世界。识别这些相似点并试图解释它们,使一个学者更加接近对人类文化本性的理解。”

检视前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文学”类125个项目,各省区编纂的“常见民间故事类型”中所录之常见故事及其类型,除了“烂柯山”外,一项也没有进入国家名录。这在文化学上无疑是一个遗憾。或者会给我们的文化工作造成一些误解。我们今天在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名录体系,选择哪些民间故事作为国家层面上的保护对象时,各省区编纂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省卷本中的“常见民间故事类型”,应该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甚至是重要根据。当然,世事在变,民间文学也在变。社会的转型给“常见民间故事类型”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有的可能已然消失了泯灭了,尽管遭遇这种命运的不会是全部。“常见民间故事类型”在社会变迁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选择哪些民间故事申报列入国家或省级名录,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所能作出决定的,还要回到现实生活中去做检验。这件事情不能再继续忽略下去了。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不能让至今仍然活在民众口头上的具有代表性的、普遍性的、常见的民间故事和故事类型在国家名录中缺位。

在此所论主要是民间故事,是因为民间故事已经成为目前各地申报民间文学类项目中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如不在理念上、实际工作上加以重视和调整,当会给名录体系的建设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

(四)传承性、传统性、地域文化传统

民间文学是一种以口头方式传承的文学,并以此与作家的书面文学相区别。传承性或传统性是其基本特征。民间文学一般是由传承者(歌手、故事家等)代代相传而得以传承延续的。杰出的或优秀的传承人,既传承前人的遗产,又以过人的聪慧创新和发展,对于民间文学的延续和传播,起着超乎常人的作用。然而,在代代传承中,无数无名的传承者,对前辈传承下来的口头作品不断进行加工琢磨、锤炼修整,增添上若干新鲜的和有益的东西(情节、人物、人物关系、环境背景、细节、语言等),淘汰和扬弃若干陈旧的、过世的东西(情节、人物、人物关系、环境背景、细节、语言等)。于是,一件民间文学作品或一个民间文学的主题,在不间断地传承中延续着自己的生命,不断以新的思想和面貌为当代人所喜爱,成为当代人的精神食粮。

民间文学的传承,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

(1)家庭(或家族)传承的,母亲、老祖母,在家里、在炕头上,一边做针线活一边给子孙们、媳妇们讲故事、唱童谣,成为农村里给下一代传授知识的重要途径。世界上许多著名作家都描述过乳母讲故事和唱童谣的场景。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在回忆录里这样写他的乳母给他讲故事的情景:“我怎么能够不谈我的乳母,//也不谈那些神秘的美妙的夜晚呢,//在那样的夜里,她,穿着古装,戴着帽子,//总要祷告一番,赶走那些幽灵,//虔诚地在我身上划过十字,//然后开始低声地讲死鬼,//讲波瓦王子的武艺……//我不禁神往于那些美妙的思想://在姆罗姆附近的丛林或是荒野里,//我遇见了勇敢的朵布里涅们和波尔冈们,——//我的年轻的心就在遐想的境界中飞翔……”民间文学的传统就这样一代一代传递下来,每个人在懵懂孩提时代就接触和饱览中华民族的悠远而智慧的民间文学传统和做人之道。这些人一般是没有出过村子的,她们承继了前辈的讲述,但又靠自己的生活阅历摄取生活的细节和做人的哲理,添加在传承下来的作品中,她们把自己对生活的价值判断渗透和浸染在自己的讲述中,她们的语言朴实而风趣。我们已经拥有一批这样的故事家,如朝鲜族女故事家金德顺,辽宁岫岩的女故事家李成明、李马氏、佟凤乙,山东沂蒙地区的胡怀梅、尹宝兰、王玉兰,湖北五峰县的孙家香……。也有一些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故事家,他们有更多的社会阅历和社会知识,他们讲述的故事里,知识丰富,妙趣横生。我们也有了一批这样的故事家,如辽宁公民县的谭振山,河北耿村的靳景祥、靳正新,重庆走马镇的魏显德,湖北宜昌下堡坪的刘德方,湖北丹江口伍家沟的故事家罗成双,常熟白茆乡的陆瑞英,山西朔州的尹泽,……这些著名的民间文学传承人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已经去世了。

(2)农村里也有一些较为专业的说故事家、说书人,譬如瞎子阿炳那样的弹着三弦说唱卖艺的瞎子艺人,他们对民间文学的传承功不可没。他们讲述的故事、说唱的诗篇,用语熟练讲究,情节结构引人入胜。

(3)英雄史诗的传承者,进入国家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的,如柯尔克孜族《玛纳斯》说唱艺人居素普•玛玛依、沙尔塔洪•卡德尔;蒙古族《江格尔》说唱艺人加•朱乃、李日甫、夏日尼曼;藏族《格萨(斯)尔》说唱艺人次仁占堆、才让旺堆、达哇扎巴、王永福、阿尼、吕日甫;苗族《亚鲁王》的东郎(艺人)陈兴华、杨再华等。史诗说唱艺人的传承渊源,至少有两种说法:师徒传承,神授传承。

(4)民间文学的传承,更多地是无师自通,听多了自己也就能讲述给他人听,一传十十传百,代代相传。

民间文学的杰出传承人,就是民众中的作家、诗人和精神文化的代表者。俄国作家高尔基曾饱含热情地颂扬俄罗斯杰出的女歌手费多索娃:“哭诉自己沉重命运的俄罗斯妇女的全部哭喊都由这位女诗人脱口唱出,唱出来,唤起人内心那些敏感的忧郁和痛苦,这些旋律的每一个音符都那样逼近心灵,这些真正的俄罗斯的旋律,情境不多,没有各种变奏区别,——是这样!——但是充满感情、真诚和力量……费多索娃的哭唱浸透着俄罗斯人的呻吟声,这种呻吟声贯穿了她将近70年的生命,她在自己的即兴作品中唱出了别人的痛苦,在古老的俄罗斯歌曲中唱出了自己生命中的痛苦。”杰出的民间文学传承人,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2007年6月5日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认定了民间文学传承人32名。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开端。接下来,第三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5名。第四批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名。至此,国家级“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总数已达77人。普通农民故事讲述家和歌唱家,竟然登上了国家的“非遗”传承人名单!他们大多是在生活极其艰难的环境下,民间文学及其传统的守护人!他们在讲述故事时,在歌唱时,在演唱史诗和叙事诗时,在说笑话时,会忘记他们生活的艰难,忘情于他的讲述和歌唱。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农民作完艰苦的日间劳动,在晚上拖着疲乏的身子回来的时候,得到快乐、振奋和慰藉,使他忘却自己的劳累,把他的硗瘠的田地变成馥郁的花园。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而把他的矫健的情人形容成美丽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力、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这也是故事家、歌手们的神圣使命!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由于强调项目的“传统性”,所以十分重视作品的传承脉络、传承路线和传承者的传承谱系。弄清传承谱系,有利于了解这个(类)神话、传说故事(单个故事或故事类型,幻想故事、生活故事、精怪故事、动物故事、寓言故事)、民歌(山歌、田歌、仪式歌、史诗、叙事诗)的传统和渊源,是本地的传统?还是外来的物种?譬如,以白蛇传传说为例,在其渊源上,就有不同的说法。有学者认为,是外来的“物种”,在流传中逐渐本土化了;更多的学者认为,是本土的传说。弄清楚一件作品或一个类型的渊源,同时也就弄清楚了地方文化传统何以出现这样主题的作品和故事,或何以接受或容纳这样的“物种”。如果你那个地方有出类拔萃的说故事家、唱民歌的歌手、史诗的说唱艺人,而且堪为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话,那就应该追根溯源,弄清他的传承谱系。

也有些做基层保护工作的朋友们提出,他们看到,农村里的故事传承、民歌传承,往往并不是靠有名有姓的传承人来传承、传习,而是靠群体、靠社会来承袭的。的确,我们脑海中记得的故事,大半是在孩提时代,依偎在妈妈或奶奶的怀抱里,无意中听她们讲给自己听,而后就记住了的。也有的时候,是夏天在树阴下、冬天在地窖里,聚精会神地听那些会讲故事的人讲的。那既是我们的娱乐,更是我们的启蒙教育。我们的知识,就是从听故事、听唱歌开始的。那些讲故事、唱歌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传承者,我们每个人的启蒙老师,不过他们或许没有那么杰出,或许是因为我们在不经意中给忘记了他们的名字罢了。我们没有权力埋没他们。应该在普查中所做的调查采录的基础上,给他们以特别的注意,留下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形象、他们的业绩以及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五)“辅助材料”的采集编选与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工作,在国家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书》之外,还要提供一份附录材料——《辅助材料》。《辅助材料》的编选和阐释,涉及到两个理论问题:一个是民间文学的当代性;一个是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

(1)《辅助材料》目的在真实地显示民间文学项目的“活态流传”状况。

如果说,《申报书》重点阐明了所申报的民间文学项目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历史渊源、内容特点、传承关系(谱系)等,阐明了该项目的传承性或传统性的话,那么,作为《申报书》的补充的《辅助材料》则主要是提供该项目的当代记录文本,目的在真实地显示该项目在当代社会条件下的“活态流传”状况。民间文学是如同逝水那样不断流变没有止息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要保护的民间文学代表性项目,是指的当代社会条件下还在口头流传的项目,而不是历史上已经消逝了的项目。在理论上讲,这就是民间文学的“当代性”。所谓“当代”,指的是21世纪初的近十多年间从民众中的讲述人口头讲述(演唱)时所作的记录文本,可以是2005—2009年全国普查中的记录文本,也可以是为了申报而进行的专题调查中的采录文本。具体地说,记录文本要有一定数量(以散文体的故事为例,应不少于20篇),记录文本的尾部,应注明讲述者(演唱者)的姓名、性别、职业(身份)、年龄、受教育程度;采录者的姓名、性别、职业(身份)、年龄、受教育程度;采录时间和地点。这些相关事象的记载,是根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对民间文学的搜集记录所规定的“全面性、代表性、真实性”三性原则的细化。在文化部关于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推荐的通知中,规定了所有类别都要以“世代传承、活态存在”为前提为条件,但相对而言,“民间文学”类项目的“活态存在”更具典型性和重要性。因为民间文学有更为鲜明的意识形态特性,民间文学之所以被创作出来,所以能够广为流传,是因为它常以艺术的形式表达人民对世事和人物的意见,适应不同时代人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且古人把民间文学名之为“风”是有道理的,意思就是说民间文学像“风”一样,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或快或慢的嬗变。故而,“传统性”(传承性)和“当代性”就成为民间文学之为民间文学的两个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特点。

(2)“辅助材料”的编选考验主事者持什么样的历史观。

提供“辅助材料”,虽受数量和字数的限制,但也要遵循“真实性、代表性、全面性”“三性”原则。其核心是撰写者和编选者要坚持唯物史观。由于民间文学有着鲜明的传统性(传承性),是从古而今传承而来的,当然就不可避免地浸润着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是非观等的因素或影响,尤其是与民间信仰因素的粘连,不能拿我们今天的核心价值观、当下的政策条文、今天的政治理念等现代观念、现代思想、现代表达方式去改造、删改、剔除、净化民间文学的讲述文本,且名之曰“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这种改造、删改、删除、精华,是违背唯物史观的,要不得的,正确的做法应保留民间人士讲述的有代表性的文本的原貌,这样,才能真实地显现民间文学的价值之所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此种违背为唯物史观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并在注释中引用了马克思批评瓦格纳对《尼伯龙根之歌》歌词的歪曲,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恩格斯写道:“马克思在1882年春天所写的一封信中,以最尖锐的词句批评了瓦格纳的《尼伯龙根之歌》歌词中对与原始时代的完全歪曲。‘谁曾听说过哥哥抱着妹妹做新娘?’瓦格纳的这种‘色情之神’,完全按照现代方式,用近亲通奸的某种药剂,把他们的爱情奇遇变得更加耸人听闻;马克思对于这点回答道:‘在原始时代,姊妹作妻子,这是合乎道德的。’”**

概而言之,民间信仰的存在,曾经被顾颉刚先生誉为“天地之正气”,即使在今天仍然是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因素。科学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升人的智慧的重要力量,但科学即使在今天仍然不能占领世间所有人事领域,那些空白之处,就是包括灵魂不死观念、图腾信仰观念、巫文化观念以及巫术和信仰仪式行为等民间信仰的用武之地,仍然在人事领域里对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对社会的稳定起着积极的作用。与灵魂信仰有关的巫术和巫文化,属于或来源于原始的神秘思维文化。从唯物史观看来,这类由鬼神崇拜、灵魂信仰、巫术等神秘思维编织成的文化现象,是人类处在野蛮时期低级阶段上发生的文化现象,同样,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又是历史发展的局限,是任何族群都无法跨越的思想形态。马克思说,这些都是社会处于低级阶段上“人的较高的特性”。这种滥觞于野蛮时期低级阶段的巫术思想一经被人类创造出来,便在知识和科学无法达到的领域里驰骋纵横,并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制度——原始氏族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民国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千年万载的漫长的历史途程,而至今一直绵延不绝。从我们今天的社会来看,融汇了大量神秘文化因素的古巫文化,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普遍存在着,除了大量见于民俗事象、礼仪祭祀、民间信仰等外,也渗透或杂糅进了民众世代传承的口述文学、表演艺术和手工艺中,与其内容融为一体,甚至成为这些民间创作的思想灵魂。巫术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东西。

因此,坚持用唯物史观评价民间文学项目的文化史价值,挑选和阐释民间文学作品(项目),对于“辅助材料”的编写者而言,是极其重要的。

2013年12月7日修改定稿

发表于《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拙文《“非遗时代”的民间文学及其保护问题》,见《民间文化论坛》2013年第6期,北京。

进入国家名录的“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的走势是:第一批31项,第二批53项,第三批41项。进入第3批名录的其他类别依次是:传统手工技艺26项;传统戏剧20项;民间音乐16项;民俗23项;曲艺18项;民间舞蹈15项;传统体育、游艺和竞技15项;民间美术13项;传统医药4项。

钟敬文《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总序》,见《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各省卷本。

贾芝《中国歌谣集成•总序》,见《中国歌谣集成》各省卷本。

这里写的全国各地搜集的歌谣的总首数和谚语的总条数,是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辑部主任刘晓路口头告知的。据告,1997年11月文化部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嘉奖会曾公布过数字,但笔者查阅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之中心编《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概览》(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并未见到有关信息。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见《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37—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文由金沙国际发布于风俗习惯,转载请注明出处:与会专家反复强调保护传承民间文学的重要意义

您可能还会对下面的文章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