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士便可得而官使金沙国际,形成了中国古

  移风易俗是人们有意识促使风俗发生变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动。中国古代的移风易俗思想内容丰富,十分强调移风易俗的治世价值,在移风易俗的方法上更主张礼教而非法治,格外重视社会上层和国都在移风易俗方面的作用发挥。这些思想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局限性,但对于今天的国家治理而言仍具有一定价值。

内容摘要:中国古代的移风易俗思想内容丰富,十分强调移风易俗的治世价值,在移风易俗的方法上更主张礼教而非法治,格外重视社会上层和国都在移风易俗方面的作用发挥。以法令移风易俗在如何移风易俗方面,综观之,大致可以概括为法令式与教化式两种主张。法令式移风易俗的微效、无效和负效应,是礼乐教化倡导者极力批评的内容,也是他们反对法令式移风易俗、主张教化的重要理由。”有鉴于此,移风易俗的倡导者总是将目光锁定在圣人、君主、公卿大夫等上层社会人士身上,视其为风俗好坏的关键所在,并希望他们能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是非观、善恶观、价值观,讲礼节,重仁义,并以身作则,率先示范,通过上行下效的路径以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

的教育思想主要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行教化、重礼乐,注意中品之人的教化作用,选用“德育之官”兴办大学。他总结前人失败的教训,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思想,并提倡大一统的思想。

内容摘要:管仲是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他认为,“威不两措,政不二门。经过漫长的生生不息的演进过程,德由善教逐渐趋向于善治,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道德政治文化,把国家的兴衰与道德的弘扬、人心的向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德治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最终才有可能演化成为德法互补互用、共同治国的方略。二)法家的兴起和以法治国方略的形成春秋时代,诸侯国坐大,王权衰微,奉周礼为圭臬的儒家学派逐渐让位给新兴起的法家学派,法家奉行的法治逐渐取代了礼乐之治。四)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的应用战国时代,法家显学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法家代表人物纷纷走上政治舞台,他们主张的法治与早期管仲的主张有所不同,剔除了礼乐的影响,更直接地实行以法为治。

  风俗在古代被认为与国家治乱兴衰关系重大

关键词:移风易俗;风俗;法令;京师;习俗;精英;董仲舒;家族;天下;秦始皇

天下之士便可得而官使金沙国际,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道德政治文化。行教化、重礼乐:董仲舒对统治者强调人事的重要,认为“事在强勉”,“治乱兴废在于己”,只要尽力“行道”,那就会“德日起而大有功”,就可以收到速效,统治地位就可以巩固。在董仲舒看来,君主的重要职责是实施教化。他认为仁、义、礼、乐都是治道的工具,古代圣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所以王者的职责就在于“承天意以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以教化为大务”。由此得知,董仲舒认识到教育作为统治手段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治国;法治;德化;管仲;互补;孔子

  中国古代主要用治乱来概括政治统治的效果。治世是人们孜孜以求、努力经营的理想政治目标。但社会现实总是弊端丛生,矛盾重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何才能解决社会矛盾、清除弊端以弭乱求治呢?古代社会精英们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和解答,风俗则是其中的一个角度,它被认为与国家治乱兴衰关系重大。荀子明确提到: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之后,许多社会精英都明确表达了对风俗重要性的认知。汉代崔寔将风俗视为国之诊脉,认为:年谷如其肥肤,肥肤虽和,而脉诊不和,诚未足为休。宋代苏轼更明确将风俗之于国家的意义比作元气之于身体之意义: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

作者简介:

在把教育工作放在政治的第一位的思想指导下,董仲舒要求不但要“求贤”,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养士”。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养士三法以太学为最重要,所以他又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要求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

作者简介:

  概括而言,风俗对于国家治乱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移风易俗是人们有意识促使风俗发生变化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行动。中国古代的移风易俗思想内容丰富,十分强调移风易俗的治世价值,在移风易俗的方法上更主张礼教而非法治,格外重视社会上层和国都在移风易俗方面的作用发挥。这些思想虽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局限性,但对于今天的国家治理而言仍具有一定价值。

他又认为当时的吏治不贤明,其原因在于选举不当。他对当时纳资授官和积日累久的升官办法提出了批评,建议“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通过试用,便当“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他认为只要这样尽心求贤,天下之士便可得而官使,只要遍得天下的贤人,就那怕象三王那样的兴盛也容易做到,象尧舜那样的名声也可以赶得上。

  管仲是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他认为,“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

  其一,风俗是治乱的表征,风俗的好坏以及风俗的齐同与否,是判断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尺。将风俗作好坏的判断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普遍做法,人们常用淳醇美厚朴等形容好风俗;用薄恶陋漓浇偷浮粗鄙野淫奢黠等形容坏风俗。风俗齐同是指不同区域的人们拥有整齐划一的习俗。它与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等所代表的风俗淳美一样,也是治世的重要表征。相比之下,各地风俗不一,州异国殊,情习不同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则是晚世的特点。

  风俗在古代被认为与国家治乱兴衰关系重大

兴太学、重选举:董仲舒认为,这两种具体措施必须统一在一种指导思想下,才能发挥为当时政治服务的作用。他指出当时思想的不统一,会妨碍政治的统一。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便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策。他认为这样一来,就会“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董仲舒为中国封建社会找到了“儒术”作为最合适的上层建筑,以儒家思想代替汉初的道家思想作为整个政治的指导思想,并且为汉代及其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制定了“独尊儒术”的政治统治和文化教育方针。

  德法互补、互相促进、共同治国在中国由来已久,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也是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精髓,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与法律智慧。认真总结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的功用、相互关系、共同治国的历史经验,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

  其二,风俗是治乱的原因,风俗好坏与社会治乱兴衰之间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宋代崔敦诗说:民俗之厚薄,关于天下之治乱。尧舜之民比户皆可封也,所以为治朝;桀纣之民比屋皆可诛也,所以为乱世。清蓝鼎元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千古治化,全在风俗,故观于乡而知王道。时雍风动则为唐虞,浇薄嚣凌则为季世。唐虞叔季岂以古今论哉?风俗异也。陆象山说:一人之身,善习长而恶习消,则为贤人,反是则为愚。一国之俗,善习长而恶习消,则为治国,反是则为乱。时之所以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这种风俗事关国家治乱兴衰的思想深深扎根在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心中,求治弭乱的他们面对不理想的现实,很自然就将风俗治理或曰移风易俗当作十分关键的治世之道。而如何将九州异俗转化为六合同风,即整齐不同地方多种多样的风俗,使之趋向同一;如何将浇风漓俗转化为美风淳俗,即整齐品性参差不一的风俗,使之趋向美善,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移风易俗实践的两个重要取向。

  中国古代主要用治乱来概括政治统治的效果。“治世”是人们孜孜以求、努力经营的理想政治目标。但社会现实总是弊端丛生,矛盾重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何才能解决社会矛盾、清除弊端以弭乱求治呢?古代社会精英们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和解答,风俗则是其中的一个角度,它被认为与国家治乱兴衰关系重大。荀子明确提到:“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平和,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之后,许多社会精英都明确表达了对风俗重要性的认知。汉代崔寔将风俗视为“国之诊脉”,认为:“年谷如其肥肤,肥肤虽和,而脉诊不和,诚未足为休。”宋代苏轼更明确将风俗之于国家的意义比作“元气”之于身体之意义:“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

董仲舒关于上述三个建议的思想,不但影响了汉武帝的政教政策,而且影响了两汉及后来各封建王朝的政教政策。

  德由善教逐渐趋向于善治,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道德政治文化

  以法令移风易俗

  概括而言,风俗对于国家治乱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针对董仲舒的三项建议,汉武帝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

  关于德的概念,东汉许慎《说文·心部》阐明:“悳(通“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意为对人对己都要把心思放正,才能“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古人还把德的价值与国家施政联系起来,宣扬德教和德化的重要性。关于德教,《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对此,郑玄注曰:“德谓善教。”关于德化,更多的是与重民、爱民联系在一起,如《尚书·盘庚》说:“施实德于民。”《左传·襄公七年》曰:“恤民为德。”《管子·正》曰:“爱民无私曰德。”

  在如何移风易俗方面,综观之,大致可以概括为法令式与教化式两种主张。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通过法律政令的惩罚性措施迫使人们改变惯常的做法,后者是通过对教育感化作用使人的审美感、是非观、价值观等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行为层面,导致风俗的变迁和提升。

  其一,风俗是治乱的表征,风俗的好坏以及风俗的“齐同”与否,是判断社会治乱的重要标尺。将风俗作好坏的判断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普遍做法,人们常用“淳”“醇”“美”“厚”“朴”等形容好风俗;用“薄”“恶”“陋”“漓”“浇”“偷”“浮”“粗”“鄙”“野”“淫”“奢”“黠”等形容坏风俗。风俗齐同是指不同区域的人们拥有整齐划一的习俗。它与“市无二贾,官无狱讼,邑无盗贼,野无饥民,道不拾遗”等所代表的风俗淳美一样,也是治世的重要表征。相比之下,各地风俗不一,“州异国殊,情习不同”“风流俗败,嗜欲多,礼义废,君臣相欺,父子相疑”则是“晚世”的特点。

1.立五经博士;

  古人对于德之所以不吝笔墨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解释,不是偶然的,是和中华民族的特质分不开的。中华民族在严酷的生存斗争、生产斗争中需要借助“群”的力量抵御外侮和抗拒自然灾害,以维持存在和发展,因而养成了以直相待、宽容为怀、团结互助的民族心态。古代思想家论德之说正是有针对性地体现了这种民族心态,使之易为中华民族所接受。经过漫长的生生不息的演进过程,德由善教逐渐趋向于善治,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道德政治文化,把国家的兴衰与道德的弘扬、人心的向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使德治深深扎根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最终才有可能演化成为德法互补互用、共同治国的方略。

  法令式移风易俗强调以吏为师,以法为教,通过法律政令的实施强制性地改变风俗,所谓凡法律令者,以教道民,去其淫避(僻),除其恶俗,而使之于为善殹(也)。这种理论主张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和秦始皇统治时期得到全面实践。秦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秦始皇履至尊而制六合、实现政治统一之后,在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之下,很快也开始了作制明法匡饬异俗的活动。不仅如此,正如有些学者已经发现的:秦朝试图利用法律来移风易俗、统一文化,并非只是秦廷少数高层人物的一种主张,而是实实在在地变成了基层官吏治民行政的指导思想。

  其二,风俗是治乱的原因,风俗好坏与社会治乱兴衰之间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宋代崔敦诗说:“民俗之厚薄,关于天下之治乱。尧舜之民比户皆可封也,所以为治朝;桀纣之民比屋皆可诛也,所以为乱世。”清·蓝鼎元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千古治化,全在风俗,故观于乡而知王道。时雍风动则为唐虞,浇薄嚣凌则为季世。唐虞叔季岂以古今论哉?风俗异也。”陆象山说:“一人之身,善习长而恶习消,则为贤人,反是则为愚。一国之俗,善习长而恶习消,则为治国,反是则为乱。时之所以为否泰者,亦在此而已。”这种风俗事关国家治乱兴衰的思想深深扎根在一代又一代的社会精英心中,求治弭乱的他们面对不理想的现实,很自然就将风俗治理或曰移风易俗当作十分关键的治世之道。而如何将“九州异俗”转化为“六合同风”,即整齐不同地方多种多样的风俗,使之趋向同一;如何将浇风漓俗转化为美风淳俗,即整齐品性参差不一的风俗,使之趋向美善,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移风易俗实践的两个重要取向。

2.开设太学;

  “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德治的价值取向在于化民

  毋庸置疑,法令规范会产生一定的效用。如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但这种形式的移风易俗在很多时候并不能起到理想的效果。《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中的一段话就颇能说明问题:

3.确立察举制。

  德治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重民、惠民、教民、以民为本,孔子曾以“养民以惠”称赞郑国子产治国有方, 他特别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看作不仅是“仁”,而且是“圣”。孟子进而论证了“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今法令已布,闻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自从令、丞以下智(知)而弗举论,是即明避主之明法殹(也),而养匿邪避(僻)之民。如此,则为人臣亦不忠矣……此皆大罪殹(也)……今且令人案行之,举劾不从令者,致以律,论及令丞。

  可见,德的功用主要在于教化,首先是化个人的不良心性,使之纳于德的规范之中。也就是运用德的标准进行教化,唤起人们内在的、正直的、善良的天性,即内化于心,使之自觉地远恶迁善,趋吉避凶,不仅远离犯罪,而且经过内省,使心灵净化,于潜移默化之中达到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所谓“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 。

  这篇秦始皇二十年(公元前227年)南郡守腾寄发给所属县道啬夫的文告,反映了政府在用法令移风易俗方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然而,法令已布、吏民犯法为间私者不止,私好、乡俗之心不变的现实,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诉诸政治暴力的移风易俗行动往往是微效甚至是无效的。不唯如此,这种形式的移风易俗行动还会带来较大的负面效应。贾谊认为: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

  其次以德化不良之俗。由于古代中国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统一多民族的大国,因此流行于各地区的风俗多不相同。其中既有良善的风俗,也有荒诞、落后、愚昧的风俗,所谓“百里不同风”。而各地的风俗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因此历代在以德化民的同时,也注意以德化俗,使荒诞之俗归于理性、邪恶之俗归于良善,务使不义不肖之徒明礼义、知廉耻,使四海同归于德化。如同宋人苏辙所说:“必先正风俗。风俗既正,中人以下,皆自勉以为善;风俗一败,中人以上,皆自弃而为恶。”

  法令式移风易俗的微效、无效和负效应,是礼乐教化倡导者极力批评的内容,也是他们反对法令式移风易俗、主张教化的重要理由。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以德化民。以德化民反映了政治家的视野由个人扩展到全国的民众,表现出一种博大的政治气魄和抱负。以德化民除了以德的标准施教于民之外,更重要的,是通过善政辅助善教,把施政的立足点移至为政以德。

  随着儒家思想在汉代以后成为主流,以礼乐教化移风易俗成为主导观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实践层面凭借国家公权的法令式移风易俗行动就销声匿迹了。比如曹操就曾制新科下州郡,皆以明罚敕法,齐一大化。甚至在今天,这种做法亦未曾断绝。

金沙国际,  历代统治者对于以德化民都是十分重视的,其事迹多见于史书记载,借以表征德治与善政。由于民是国家的构成元素,民安则国宁,因此,通过以德化民,既巩固了国家统治的群众基础,也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德的治国之用。德、法之所以被古人说成是治国的二柄,就在于二者在实际的功用上有所不同:一为直接的治国手段,如法是也;一为间接的化民为治,如德是也,表现了二者不同的着力点和价值取向。可见,古人对于德化的论说是理性的,是入世的,虽有价值取向的不同,但不能忽视其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德法结合、共同为治才成为古代政治家、思想家的治国方案,形成了数千年特有的治国理政传统。

  教化行而习俗美,以礼乐教化移风易俗成为主导观念

  德法互补、共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将教化视为移风易俗进路的主张,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占据主流,为不同时代众多统治者和社会精英所提倡。比如汉初对强秦二世而亡进行过深刻反思的贾谊,就十分重视教化之于风俗的作用,他说: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董仲舒同样认为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教化行而习俗美。王符将天下风俗败坏视为乱政薄化的结果,认为王者统世,观民设教,乃能变风易俗,以致太平。又如宋代司马光认为: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明太祖也深谙教化之于风俗移易的重要性,洪武二十四年七月他到谨身殿看《大学》时对大臣们说:治道必本于教化,民俗之善恶,教化之得失也。

  (一)明德慎罚、德法共治的发端

  教化的手段主要是儒家倡导的礼和乐。荀子说: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陆贾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董仲舒更明确提出了礼乐教化的概念。作为教化的手段,礼乐常常并举,但礼乐在教化中各有侧重。礼的重点在于明分别异,礼以家庭出身、政治结构中的位置、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家庭结构中的位置以及年龄等因素为标准,确定不同人的不同身份、地位以及不同的行为规范,以建立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社会秩序。用礼教化就是让世人明白自己在结构中的身份地位并能够安分守己,根据自己的身份地位行当行之事,不行所不当行之事。乐的重点在合同,荀子说: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礼乐教化思路下的移风易俗,就是用礼乐统管人心,通过对礼乐的应用使民心向善,促进现实生活中的坏风俗向好风俗转化,进而达到既贵贱有等、上下有别、士农工商各安其位又能彼此和谐相处的社会有序状态。

  从历史上看,德治论者可谓多矣,但在实践中却没有一个朝代能够只凭德治维持其统治。德治只有与法治相结合,德法共治,才能使国家富强,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如何实行礼乐教化以移风易俗呢?学校被认为具有重要的作用。董仲舒大力主张兴办学校,发展教育,以道德礼乐教化风俗。这也为后世的社会精英所主张。

  公元前11世纪,周公在立国之始提出礼乐政刑、综合为治的重大决策;把德与法首次联结在一起,开辟了中国古代德法共治的先路。在“明德慎罚”治国方略的影响下,周朝法制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首先,以流、赎、鞭、扑四种刑罚续于墨、劓、剕、宫、大辟五刑之后,避免动辄用肉刑伤残人的肢体或生命;其次,周公提出区别用刑与罪疑从罚、罚疑从赦的原则,反映了中国古代法制的先进性;再次,周公告诫康叔,要用中罚,要求刑罚宽严适度,使受刑者无怨;最后,为了准确地司法断罪,实行“三刺”之法,以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经过周公德法互补、共治,不仅稳定了周朝的统治,而且还造就了成康之治的盛世,“民和睦,颂声兴。”“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学校之外,承担教化之责的重要组织是家族。家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位,人首先生活于家族之中。汉代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为指导社会行为的理论基础,后世家族往往通过岁时礼仪、婚丧嫁娶等人生礼仪以及社会交往礼仪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家训家规来实现对家族成员(同时也是社会成员)的教化。

  (二)法家的兴起和以法治国方略的形成

  此外,古代移风易俗倡导者们还特别注重上层人物、社会精英在移风易俗中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楚王好细腰,城中皆饿死。他们的作风、好恶深深影响着下层人,对于风俗形成以及移风易俗影响至关重要。另一方面,移风易俗必须依靠上层人物的作为才能够成功,如应劭所说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有鉴于此,移风易俗的倡导者总是将目光锁定在圣人、君主、公卿大夫等上层社会人士身上,视其为风俗好坏的关键所在,并希望他们能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是非观、善恶观、价值观,讲礼节,重仁义,并以身作则,率先示范,通过上行下效的路径以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

  春秋时代,诸侯国坐大,王权衰微,奉周礼为圭臬的儒家学派逐渐让位给新兴起的法家学派,法家奉行的法治逐渐取代了礼乐之治。公元前7世纪,早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法治学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世界法制史上也是最早的开篇之作。

  京兆作为首善之区,应厘正风俗,以为其它地方的表率

  管仲认为,“威不两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他在论法的作用时,经常与工具——特别是度量衡器相比拟,如:“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从而表现出了法律工具价值的意向。

  在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移风易俗的思考中,许多人还发现了首都的巨大影响力,认为首都作为首善之区,应率先厘正风俗,成为道德高地,以为其它地方的表率。如宋人张方平主张:孝悌本于朝廷,礼义始乎京师……今京师者,宫室所在,王教所先,宜乎其风俗敦厚质固,以表正万邦,使八纮取则,远人知慕。是当以道德为富,而不以繁华为盛。明人梁潜认为:京师天下之本也,本固则邦宁……京师首善之地,万国之表,制作之示于天下,必由内以达外,教化之渐被于四方,必自近以及远。在中国古代社会,首都有宫阙城池之壮,宗社百官之富,府库甲兵之殷盛,以至于四方贡献,奇货玩宝,靡不辐辏,既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军事中心,位置在其他地方之上,首都人的风俗好尚是其他地方人学习效仿的榜样。如果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是基于人品和社会地位的上行下效,那么诸夏必取法于京师,则是基于空间重要性和影响力的上行下效。

  管仲虽然提出并且奉行法治,但他并未完全否定周初的礼法之治,同时也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而相号召,表明了早期法家的一种状态。“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表现了管仲的道德理念,并把它视作国家兴亡的重要因素。他特别强调民富之后,必须继之以教化。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求治之道,莫先于正风俗。从风俗角度入手、通过移风易俗行动以求善治,是中国古代富有特色的治国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对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实质性影响。

  (三)儒家推出为政以德与以法治国相抗衡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研究员)

  春秋晚期奉行礼乐之治的孔子,面对日益尖锐的礼崩乐坏的形势和法家法治学说控制时代的潮流所向,力图宣扬“克己复礼”“为政以德”之说,作为救世的一种声音。为了抗衡以法治国,他提出“为政以德”的主张,并且渲染“为政以德”的作用:“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在孔子看来,民众在解决衣食温饱之后,迫切需要的是进行教化,使之明礼义、重廉耻、远罪恶、知是非、近善良、敦乡里、识大体、爱国家,能够自觉地进行内省自律,约束自己的行为,使之符合德的圣训和法律的规范。

  总括孔子关于为政以德的主张,基本停留在说教的阶段,并没有机会付诸实践。这是和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春秋时代是五霸争雄的时代,克己复礼、为政以德已经与时代的潮流相悖,不为诸侯国所重视。因此,孔子周游列国,无果而终。

  (四)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的应用

  战国时代,法家显学的地位进一步巩固,法家代表人物纷纷走上政治舞台,他们主张的法治与早期管仲的主张有所不同,剔除了礼乐的影响,更直接地实行以法为治。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韩非提出了“法、术、势”三位一体的理论,成为“帝王之具”,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基础,使得法家所主张的“一断于法”的法治学说走向了它的反面。

  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肆行专制,以意违法,刑戮妄加,终致二世而亡。如果说秦之兴,兴于明法治;那么秦之亡,则亡于毁法治。中国古代法治的局限性就在于遇有明君,可以发挥法律治国的积极作用;遇有无道的昏君,不仅不能发挥法的积极作用,反而会坏法生事,害民误国。说到底,中国古代的法治不过是君主人治下的法治。

  (五)德主刑辅,德法共治的发展阶段

  秦亡的巨变留给汉初政治家、思想家无尽的思考和总结。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传承周人明德慎罚和战国时期荀子隆礼重法的学说,发展成一整套德刑关系的理论,为德主刑辅的国家治理方略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为汉武帝所采纳。此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统治思想。

  汉宣帝提出“霸王道杂之”的国家治理方略,用儒家的仁政德礼之说饰于外,而以法家的刑名法术之学藏于内,实行外儒内法,反映了对德法两手并用、各尽其用的高度政治智慧。外儒符合中国的传统国情和民族心态,可以赢得民心,稳定社会。以法家学说为内涵,有利于皇帝的专制统治和发挥法律的治世功能。

  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表现了德法共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德主刑辅的治国方略使得立法沿着以德为主的轨道运行,对于司法制度的设计和建构也都渗透了明刑弼教的理念,特别是百姓遵守道德的义务与遵守法律的义务相统一,既有利于法律的稳定,同时也减少了适用法律的阻力。

  (六)德礼为本、刑罚为用,德法共治的定型阶段

  《唐律疏议》“名例”篇开宗明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汉以来德主刑辅的重大发展。“德礼为政教之本”比起单纯的“德主”,突出显示了德礼在政教中的本体地位。至于“刑罚为政教之用”,比起单纯的“刑辅”,更明白晓示了刑罚在政教中的作用。唐律还将德礼、刑罚的本用互补关系比喻为自然现象的“昏晓阳秋”,以示二者的内在联系、永恒不变,所谓“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唐人设计的治国方略一直影响到后世。

  德礼与法律都产生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都以维护国家的稳定富强为目标,因此二者相向而行,具有一致性。但是由于德与法各有其侧重点,因而在司法实践中也会产生矛盾。针对此项矛盾,或为了维护法的权威按法办理,或为了弘扬德的价值按德施行,最终均以国家利益为依归。

  总括上述,德法互补、共治是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成功经验,也是历史发展规律的体现。由于历代的历史条件不同,使德法互补的内涵也不断地丰富,显示了德法互补既有阶段性,也有连续性和一贯性。它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是先哲们充满理性的伟大创造,反映了中国古代具有鲜明特色的道德观、法律观,也彰显了独树一帜的法文化的先进性和特殊性。凡是德法互补、共同治国成功的朝代,均为盛世,因此,从史鉴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古代德法互补治国方略的设计与实施及其历史经验,很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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