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卖艺是大多数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56个民族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形成了丰富的中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依赖民间土壤自然生存、传承下来的。我国政府自2005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来,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工作。从宣传的方向和对象来看,不仅要以城市和市民为宣传展示对象,而且要重视乡村和农民,才能对未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产生积极影响。

流动卖艺是古今中外民间艺术的一种存在形态,艺人把自身拥有的民间艺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穿梭于乡村和城市之间,通过对某种艺术的表演展示,以艺术本体的魅力赢得观众的…

山东省共普查各类非遗线索110多万条,共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8个,国家级名录173项,省级名录751项,国家级传承人60名……9月18日, ,由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将于9月21日至25日在济南市举办。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需要”体现了人民群众需求层次的提高,其中也包含了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古往今来,地方传统、风俗习惯为人们提供着源源不竭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当代人依旧需要这些文化传统来维系归属感、激发创造力,满足精神文化的需要。

  首先,注重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乡土属性。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农耕社会,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耕文明的产物,源自乡村社会,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为乡土社会所共享,乡土性是大多数非遗项目的根本属性。当政府文化部门及其下属的非遗保护机构将一些非遗从乡村生活中提取出来,并赋予其公共文化产品的属性,活跃在城市社会的各种舞台上的时候,它们已经脱离了本真的生存土壤。非遗在城市空间里的表演活动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开展,这与非遗原本和民众的生产、生活密切关联的乡土属性有所偏离。因此,城市空间里对非遗的各种宣传展示普及,更多地是满足了远离乡土的城市人群对曾经的乡土生活的怀念或者对某些赋有神秘色彩的民间文化的猎奇心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展示和呈现并非是真实的非遗,而是被装饰了的非遗。乡土性的弱化甚至丧失,极有可能令我们一直致力于保护的非遗成为一个没有生命力的躯壳,而非原汁原味的生活文化。

流动卖艺是古今中外民间艺术的一种存在形态,艺人把自身拥有的民间艺术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穿梭于乡村和城市之间,通过对某种艺术的表演展示,以艺术本体的魅力赢得观众的认可,并获得或多或少、或实物或货币的报酬。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的建立,不少此类民间艺术也进入到名录体系之中。在仍然存在一定数量传承者的情况下,除了个别代表性传承人以外,其他同样掌握了该项民间艺术的艺人依然坚持流动卖艺,对于他们应该如何看待呢?

传承;普查;线索;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如何让非遗重回民间生活,唤醒我们的文化记忆,丰富现代生活,是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命题。今年初开始,浙江省温州市通过广泛建设非遗体验基地,以社会化的运作和传播方式,让公众从体验到参与,再到创造,推动文化的传统基因重返民间,成为温州市民生活中的一道风景。

  其次,防止远离传承人的生活环境。国家在确定非遗名录的同时,与之配套,还认定了非遗传承人名录。如果按照目前城乡二元结构划分的话,这些传承人大多生活在乡村,他们的第一身份是农民,而且也不完全以某项非遗项目的传承发展为职业。对于传承人而言,他们所拥有的非遗及其携带的地方文化知识,要么与特定的仪式有关,要么与自身的生计有关,除了以表演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非遗,如戏曲、曲艺外(即使这些表演类的非遗在早期也是以乡村为主要演出场所),传承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了非遗的原初生存环境。由此也可以看到,非遗项目在传承人生活中的意义与成为非遗后的意义并不完全一致。因此,非遗的宣传展示普及如果远离了传承人生活的环境,仅仅在某些时间节点上让这些传承人从乡村进入城市进行展演,就好比是鱼儿离开了水,在这样的语境下,非遗传承人的行为更大的成分是对非遗的模拟或者说再复制,而不是对其进行传承。此外,传承人的生活环境,既包括所在村落的自然、人文环境,也包括在各级非遗名录认定的传承人之外的那些未被认定的传承者,这些均是非遗传承人传承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这些未被认定的传承者也是非遗得到有效传承的后备力量,并有可能在非遗所在的地域内成为代际传承的下一个梯队,远离乡村的城市宣传展示也不利于这一部分人进一步掌握非遗知识,传承非遗项目。

首先,流动卖艺是大多数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早期形态,包括传统戏曲、曲艺、传统游艺与杂技在内皆是如此。以曲艺来说,说书、相声等门类早期都曾有过街头卖艺的历史,如今,虽然这些艺术形式实现了表演剧场化、艺人剧团化的转变,但不可否认,流动卖艺曾经是它们早期的真实状态。诚然,非遗保护并非要留住这样的状态,毕竟非遗也是在不断发展变迁的,而且不同的非遗项目、甚至同一个非遗项目在不同地区,其发展演变也不一定是同步的;但对于目前尚保留有早期阶段存在形态的非遗项目而言,社会对它们至少在观念上应该秉持基本的文化认同。毕竟,今天的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形态中寻找文化演进的轨迹,从而更好地保护非遗的当下状态。正如珍稀野生动植物的存在不仅仅是生物多样性的体现,也是某一物种在当下的一个活化石。文化的演进同样如此,很多文化类型的变迁并不一定与人类社会发展同步,这种不同步恰恰也为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鲜活的样本,同时也可以让当代人充分认识到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态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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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验”自我实现

  再次,增加受众认同、享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会。非遗不仅仅属于传承人,还属于它们所在的地域,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受众。对于乡村社会而言,这个受众群体主要是当地的农民,他们不但是非遗的创造者,也是非遗的享用者。一个非遗项目,我们很难说它是由哪一个人创造的,而往往是一代代人传承发展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对于非遗所属地域的人群来说,一方面,原本与日常生活黏合在一起的非遗,对当地人而言是熟悉的,熟悉到从不去感知其存在与否,甚至于当他们成为文化遗产,名声在外时却并不为当地人所知,因此,当它们被从日常生活中提取出来并以新的名头出现的时候,显然需要得到当地人的再认同,而且这种认同是当地人产生文化自觉、承担传承职责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当非遗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功能时,也是农民享用非遗带来的精神满足之时。从所有权上来说,非遗属于这个地域以及当地的受众,但当它们成为非遗并被频频带进城市表演时,作为非遗拥有者的当地民众则失去了享用非遗的机会。而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其实就是在它们一次次与民众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才被激活、被认同、被传承。

其次,流动卖艺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展示。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传播。”传播是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要手段和内容,随着非遗保护工作的深入推进,进入国家名录的非遗项目已经从自在的民间文化转变成政府的重要文化资源。政府对待这些文化资源的做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产业化,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力图使它们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力量和获得市场效益的资源;另一种是符号化,将非遗作为政府文化工作的业绩与地方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在官方安排下,名录下的非遗项目,尤其是表演性项目,频频在各大节庆活动或者文化交流中登台亮相。此类公共文化活动当然是对非遗的一种传播和展示,但这种传播与展示,一方面,它是被动的,与非遗传承人的主观意愿无关;另一方面,它是“表演”的,脱离了真实语境,既不完全服务于受众,也无法表达出其背后的文化意蕴,只是对文化符号的重复呈现。而流动卖艺则不同,它是艺人主观意愿支配下的自主行为,是基于对自身持有文化高度认同基础之上的自然呈现,艺人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表演过程中,充分施展自身的技艺,最大限度地与现场受众互动,以取得最佳的现场效果。它是非遗的自然状态,融入了卖艺者的真实情感,而不是对非遗符号的简单操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流动性的传播与展示无形中打破了非遗的属地界限,非遗所具有的文化内涵、所传递出的美感、所携带的乡土信息在流动卖艺中获得了更多的受众。而这种传播与展示对于其传承而言又是非常必要的,受众的增加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潜在传承人的增加。一些戏曲、曲艺艺人早期都曾经是某一艺术门类的受众,正是在流动卖艺者的表演中得到艺术上的熏陶和行业知识的积累,最后拜师学艺,成为这一行当的从业者。

山东省共普查各类非遗线索110多万条,共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8个,国家级名录173项,省级名录751项,国家级传承人60名……9月18日,记者从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文化部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将于9月21日至25日在济南市举办。非遗博览会连续三届在山东举办,对山东非遗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如何让更多文化传统回归当代人的日常生活?如何令非遗在传播过程中激发出人们的自我实现感,即让人们参与文化,从中实现自我意志的转化与创造?笔者以为,这些只有通过深度和过程性的非遗体验可以达到。正是基于这种创造的热情,近年来,手作在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体中广受欢迎。用手去制作,用心去打磨,成为年轻人日常消遣和表达情感的重要方式。手作、手工需要细致、专注、耐心与热爱,而这也是当代社会呼唤的“匠心”所在。

  最后,积极遵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公约和基本原则。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规定缔约国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延续和传承这种遗产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2015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则要求与创造、保护、维持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之间的所有互动,应以透明合作、对话、谈判和协商为特征,并以自愿、事先、持续和知情同意为前提。前者要求确保社区、群体或者个人的参与权,后者则体现的是包括文化行政部门在内的任何一方与非遗所属社区、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平等协商关系,它实际上是对前者的进一步深化。也就是说,作为非遗所属的社区、群体和个人,不仅仅要参与非遗保护的各项活动,而且要在其中发挥首要作用。

最后,流动卖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我生存能力的一种体现。长期以来,非遗保护实践中存在着把遗产与生活相剥离的过度艺术化倾向,忽视其作为谋生手段的生活属性。实际上,非遗的十大类别中诸如戏曲、曲艺、传统手工艺、游艺杂技等,它们原本就是从业者的谋生手段,从业者以出卖艺术或者技艺为职业,只要存在一定数量的受众,他们就能够维持自身的生存。仍以曲艺为例,无论是陆游诗中那位在“斜阳古柳赵家庄”里讲说蔡中郎的“负鼓盲翁”,还是民国时期在天桥画锅撂地的各色艺人,这些民间艺术形式一开始就是和艺人的生存紧密相连的。在发展过程中,随着生存压力的增大与行业内部竞争的加剧,从艺者不断对其谋生的手段进行艺术化、精致化甚至殿堂化的加工,但作为谋生工具的生活属性始终没变,即使今天在小剧场里演出的相声、评书、大鼓之类,基本上仍然是这一从艺群体的生存手段。

“一批珍贵、濒危、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得到有效抢救和保护,名录体系和传承机制不断健全,生产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不断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和数据库建设不断完善,全社会共同参与非遗保护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很多工作走在了全国前列。”新闻发布会上,山东省文化厅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处长姜慧介绍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情况。

  高涨的手作需求,加上非遗所特有的地方文化认同、古人智慧与审美,让工艺技艺类非遗体验的需求市场越来越大。温州市鹿城区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鹿城区文广新局把他们组织的各类非遗体验课程、活动称做“非遗创艺坊”。今年以来,“非遗创艺坊”已开发出米塑、细纹刻纸、蛋画等11门非遗项目课程,在47个社区进行互动试点,共达470班次,参与者近千人,累计达1万多人次。实际上,鹿城区在“非遗创艺坊”之前还创设过“手工坊”,有居民就提出其文化韵味不足。因而,鹿城区根据公众需求对体验坊进行升级,形成了“非遗传承人 志愿者”的体验课开发组合,传承人对非遗项目的操作技巧进行适当简化,形成标准化的体验课程,和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组织志愿者向传承人学习、集体备课,再由志愿者们到各个社区“授课”。自设立以来,“非遗创艺坊”的非遗体验课程供不应求,好评如潮。一方面,这些体验源于本土传统工艺技艺,每次体验都是一次本乡本土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这些课程鼓励创造,人们从体验中可以自我实现,获得满足感。

  民俗学家刘魁立先生对非遗的保护传承有个形象的比喻:活鱼须在水中看。如果说把非遗比作活鱼的话,那么水就是广袤的乡村沃野。文化部门应该充分利用乡村的庙会、集市、节庆活动让它们回到村落中、回到村民的生活中,只有这样,它们才能真正得到保护和传承;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它们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非遗的宣传展示更应该走进乡村,近距离接触农民。那么,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而言,它的主战场显然是在乡村。

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乡村的受众数量严重萎缩,大量人口涌向城市,而城市里的卖艺空间又被大大压缩。今天的非遗保护以实现活态传承为目标,培养受众和给予适当的表演空间,应该是有效进行活态传承的基本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妨在城市的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划定一些区域,给那些真正热爱民间艺术、掌握民间艺术、依靠艺术本体魅力谋生的流动卖艺者一定的生存空间,让他们在城市里进行传播与展示,就是对非遗的活态传承,这样既可以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又培养了受众,与政府组织传承人在公共场所进行的文化展演有着殊途同归的效果;甚至进入名录的传承人也可以采用这样的形式,恢复自身的“造血”功能,而不是依靠政府补助维持非遗的生命延续。

目前,山东省共普查各类非遗线索110多万条,共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8个,国家级名录173项,省级名录751项,市级名录2509项,县级名录7513项。山东现有国家级传承人60名,省级传承人313名,市级传承人1617名,县级传承人4339名,全省有1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即潍水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有曹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9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被文化部命名为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共有德州扒鸡集团等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31个。

  “体验”催生更多兴趣人群

(杨旭东,作者单位: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各类非遗生产性企业和经营业户92000多个,年营业收入800多亿元,利税92.53亿元,从业人员232万余人(其中妇女就业570581人,残疾人就业15220人,困难人群就业98375人),全省利用互联网销售的非遗企业数量3839个,电商网络平台交易额15.53亿元,非遗企业研发投入4.9亿元。

  体验,不仅是从普及传播、弘扬传统文化的角度促进非遗在当代的振兴,而且也切切实实可以促进非遗的活态传承并激发其生命力。非遗保护的关键是对传承人的尊重、扶持与保护,而非遗体验基地将非遗传习的“内循环”转变为“外循环”,使当地的文化生态和非遗传承业态更加开放,不仅壮大了兴趣人群和传承人群,扩大了非遗保护的群众基础,还促成了非遗传播与传承的融合推进。

记者了解到,第四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以“非遗走进现代生活”为主题,将通过非遗制品展示、传承人展演、互动体验等形式,充分展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丰硕成果和生动实践,全面阐释非遗与当代生活的密切联系,全面阐释非遗与提升人们生活品质的密切联系,实现非遗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传承发展,达到非遗“在提高中保护”、“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生态保护”的目标。

  大丘坪村的曾焕念就是一位从尝试者变成传承者的年轻人。曾焕念说:“我一开始没想过要继承制作土陶,多土啊,我那时候真是不能接受。”当时是因为村里一位土陶技艺传承人身上那种坚持的品质吸引了他,他才试着去做土陶。但是没想到,他在体验过程中惊喜地发现:把泥巴变成陶瓷的过程其实很有趣,而且自己还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他自豪地说:“我们村现在还有5个传承人,我是他们培养的下一代!”

  非遗体验基地也是非遗传习的场所,不仅为传承人提供了场地,也为他们赢来许多尊重、欣赏甚至渴望学习的目光,增强了传承实践的活力。台上有演员,台下有观众,两者缺一不可。米塑传承人包能桃说:“以前,我都是在家里做米塑,没有专门的桌子,工具和材料也没地方摆,有时孙子吵闹,完全没有心思创作,更别说传承了。现在有了工作室,我一有时间就来这里练习,工具和材料也不用搬来搬去,还能经常教大家制作,比以前更有灵感了!”

  “体验”让非遗回归社区

  学者高丙中在《作为公共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文中曾谈到,文化是一定人群所共享的,它会因为享有的人越多而越有价值,越受到尊崇。非物质文化遗产原本就是该地区人民生活方式所承载的文化,属于本地社区。如果其中的一部分在当代被边缘化,成为了“文化遗留物”,那么,就要让它们在民间恢复可见性,让这些传统文化事项、艺术表现形式或其核心要素在民间得到自发的复兴。因而,准确地说,本地非遗在本地社区的复兴,不是“进社区”而是“回社区”。

金沙国际,  在当代城市文化、社区文化的形成和积累过程中,共同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可或缺,促进非遗等本土文化传统的回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家门口的“老手艺”“老腔调”相对熟悉和亲切,无形中也降低了非遗体验的进入门槛。可以说,本地非遗体验,让老年人唤起记忆、老有所乐,让年轻人重拾传统、乐于动手。双莲桥社区的退休工人江月容就是这样,她在参加了米塑体验课程后,成为了“非遗创艺坊”的超级粉丝。她制作的米塑作品摆满了家里的玻璃柜,最后还成为了一名资深非遗志愿者,开始带着邻居们做米塑。

  非遗体验基地在遍布城市的社区活动中心、商业场所、企业活动室里高频率地开展活动,实际上是恢复了非遗与所在社区的密切联系,让非遗可见、可参与,甚至经常见、经常参与,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发展方向。小区的物业海报上有非遗,公交的车身广告上有非遗,旅游的推荐线路中有非遗,商场的周末活动中有非遗,企业的员工文化里也有非遗。比如,鹿城区“非遗创艺坊”不仅让社区非遗体验常态化,还将非遗体验活动带到企业、商场,今年以来已经举办了50场这类“快闪式”非遗体验活动。

  “体验”中的文化意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要通过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九个方面的措施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其中,“宣传”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广大人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了解保护非遗的意义以及如何来参与保护;“弘扬”则期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形成普遍认同,奠定非遗保护坚实的群众基础;“振兴”是非遗保护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项举措,需要其他措施的支撑才能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代的振兴,不仅要维系非遗的活态存在,而且要形成遗产项目自主传承、自身造血、自如发展的良好态势。

  宣传、弘扬和振兴这三项保护措施本身互相联系,且与社会公众的关联性直接而密切。要使更多人了解、认同并参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就需要让人们确确实实看得见、摸得着非遗,经常与非遗“打交道”,对其产生兴趣和好感,甚至觉得忘不了、离不开,让人们从中获得自我价值实现的最高层次满足感。要让非遗保护具备这样深厚的群众基础,就要让非遗成为可以亲身体验、经常体验、深度体验的文化生活内容,让非遗回归社区和乡村。

  正如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项兆伦所说:当地人要知当地事,当地人要知当地文化,当地人要能发现当地之美。因为体验过,人们找回了非遗的价值。非遗体验课程、活动和场所,其意义绝不止于促进非遗的传播、传统的普及。社会公众因为非遗体验得到了传承文化和创造文化的满足感,而本乡本土的非遗项目也真正重回百姓身边。所以,非遗体验基地的温州实践,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于促进乡村振兴,都具有十分现实而重要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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